王作跃：当代美国科教政策的变迁 从卫星危机到“9·11”
卫星危机
二战后，美国的科技体制更加多元化，政府、大学、工业之间的互动得到加强，资助机制也随之发展，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这些机构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科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就在美国科技快速发展时，处于冷战另一方的苏联却给美国当头一棒。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震惊了全美国。
在苏联的卫星上天之前，美国一般认为苏联技术落后，甚至出现了“箱弹”笑话。这个笑话的大致意思是美国人不必担心苏联会把一个原子弹装在一个衣箱里偷运入美国, 因为苏联人还没有解决衣箱的技术问题。
“伴侣号”的升空使得美国对苏联技术刮目相看。美国公众认为，既然苏联可以发射卫星，它也就有能力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因此，美国公众的反应相当激烈，连美国国会也卷入其中。
在科学界，关于卫星危机的性质的争论呈现出两派。一派是以泰勒(Edward Teller)为首的保守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防科技的危机，称它比“珍珠港事件”更加严重，应以加强热核武器的研制作为对策。另一派是以奥本海默的朋友拉比(I. I. Rabi)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苏联的卫星上天是对美国科学与教育的一个挑战，应以加强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来应对。
面对国内的激烈反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镇定自若。原来，从当时美国U-2秘密高空侦察机所拍摄的苏联的照片可知，其国防科技实力并未超过美国，但他又不愿公开此机密。实际上，美国政府很高兴苏联帮着美国建立了空间自由的原则，这样当美国发射它的侦察卫星时, 苏联就无话可说了。
但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卫星上天的激烈反应，使得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有所举动。此外，艾森豪威尔也想利用卫星危机推进几项改革,以加强文官对国防部的领导，降低兵种间的竞争，改善总统科技政策与科技顾问系统，控制核军备竞赛。从1957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日益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思考重心从如何赢得核战争转向如何避免核战争，因为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军事化。所以在处理卫星风波时,他选择了温和派科学家对危机性质的解释,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由与温和派科学家关系良好的MIT院长基里安(James Killian)担任，并同时任命了一个有二十来位知名温和派科学家兼职参加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PSAC)，由科学顾问任主席，来帮助他和白宫的其他官员协调统筹联邦科技政策，控制军备竞赛。
由于PSAC的科学家们多来自政府之外的大学和工业实验室，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对核武器的杀伤力和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有深刻的认识，从而积极推动美苏之间进行核军备控制。这些思想与艾森豪威尔不谋而合。PSAC通过它的独立技术和政策论证，说明很多高新的军工项目, 如花费高达10亿美元的核动力轰炸机,技术仍未过关，或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所以盲目上马只会得不偿失。所以，PSAC科学家主张控制核军备竞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 为艾森豪威尔抵制扩张军事与空间技术的努力助了一臂之力，从而成为他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得力帮手。这种灵活的科学顾问制既使得总统直接与科学界取得密切的联系，又避免建立一个庞大的科技官僚系统，所以深得艾森豪威尔的喜爱。
PSAC的影响
PSAC对科技与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技术怀疑论”，其主要观点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科学不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基础，更为评估、限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点。
二是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不只是对一个问题提供技术上的答案，而是要首先质疑这个问题提地是否恰当，是否有别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不光要关注手段，更要关注目的。
三是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往往最重要的不是指出技术能够做什么，更多的是指出技术不能够做什么。
四是科学代表的不只是实用的技能，也是一种科学文化，一种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和普适性基础上的科学文化。
五是广义的技术理性不应只停留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技术层面上，而是把理性、把批判性思维贯彻到技术的目的和社会效应的分析上。
在这些方面，艾森豪威尔和PSAC有着相当的和谐之处。艾森豪威尔的政治主张是发展足够的核威慑力量以保障国防,维持冷战均衡，但应限制军工业以减小政府的规模和国家军事化以及核战争的危险。与此相应,PSAC认为冷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不能靠增强核武器研制这样一个技术途径获得解决，应通过逐步沟通谈判解决分歧，而科学因其内在的国际性在此大有作为；科学不仅是将来国防的基础，而且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国防政策。
与此同时PSAC发展了一系列与其技术怀疑论相应的科教哲学观念：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本营，而现代科学费用之高，联邦政府对科技的需求之大，使得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科研最主要的和责无旁贷的资助者；大学科研同时也是对军工联合体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的一个平衡；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最关键的是稳定性；联邦经费无疑会影响大学的科研方向，但大学应尽一切努力保持自主性；教育不仅培育人才，更是一个公民在新科技时代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必备，就后者而言，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比科学知识的积累更重要。
总的看来，卫星危机对美国科教政策的影响深远。具体表现有以总统科学委员会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进入政府科技与教育政策、国家航空与航天总署（NASA）的设立、国防部的改组、基础科学与科学教育经费的急剧增长（二者都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国防教育法案的通过以及不可避免的国防技术与工业的扩张等。因此，美国掀起了长达10年的科教兴国运动，实施了包括政府帮助兴建新兴一流大学等举措。由此形成的联邦科技政策是，保持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系统，但尽可能把联邦科研基金投入政府以外的单位，将基础研究的重点放在大学，而应用和发展则由私人企业领衔。
在此期间，吸引世界各地精英的技术移民潮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发展，而美国雄厚的技术基础使得它能最快地把美国和别国的基础研究转化为技术。
PSAC遭冷遇
卫星危机后成立的美国总统科技政策系统有4个组成部分：总统的科学顾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联邦科技委员会（FCST）和科技办公室（OST）。在实际运行上，这4个部分的协调是通过总统科学顾问兼任3个组织的主席或主任来完成的。这种四驾马车的总统科技政策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主要是因为大学师生，包括PSAC的大多数科学家，反对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越战和国防方针而导致政府与科学界、知识界的裂痕越来越深。
另外，这个时期，联邦科技经费也开始走下坡路，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到了1972年至1973年，当尼克松竞选连任成功后，他和他的幕僚们决定以缩减机构的名义，停掉科学顾问的位置，解散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撤销科技办公室，一举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精心建立的科学顾问系统几乎彻底摧毁，把持异见的科学家赶出白宫。只有联邦科技委员会勉强存活下来。在方案基本定下之后，尼克松才想起来仍然需要一个白宫官员来应付国际科技交流的需要，所以就请NSF主任兼任总统科学顾问。但这个位置已是名存实亡了——科学顾问不再是向总统，而是向总统的内政助理负责。
但很多科学家认为在此科技时代，国家不能没有一个有力的科技顾问和政策体系。恢复科技顾问系统的建议，在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得到福特总统的重视，终于在1976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在总统行政办公室里重建OST，只不过更名为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FCST改为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这样四驾马车中有三驾基本上复活了，但PSAC 没有重建。
到了20世纪80年代，要求重建PSAC的呼声在大学中的科学家里高涨，希望它能帮助遏制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但工业界的科学家们却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科技部，来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技术竞争能力。二者均未成功。在里根执政期间确是建立了一个白宫科学委员会，但它的级别比原来的PSAC要低。只是到了老布什的任期，才成立一个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原来的四驾马车格式。到了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这个体系又作了一些调整：FCCSET被升格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各部部长为成员，由总统亲自任主任，以示政府对科技的重视。
“9·11”事件前后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其发展速度加快。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激发民用技术的研发，如超高速计算机的研制等，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由此带动了以个人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美国的科技人才也进一步国际化，很多实验室的具体工作都有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学的科研经费也从此前的依赖联邦资助演变到多元化，尤其是来自企业界的赞助迅速增加。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调整甚大，反恐成为科技政策的重点。防御核生化袭击的科研投资大幅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尤其是应急通讯得到改善，以至于2003年SARS对美国影响甚微。
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的签证紧缩措施一度引发了大学理工科留学生与博士后短缺，影响了科研的正常开展，后经一大批科学家呼吁才有改善。此外，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引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科教，尤其是纳米科技方面的投资。2005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报告《未雨绸缪》(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中主张加大美国在教育和物理科学上的投资，以应付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挑战。由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理化工程方面的资金按计划在7年内增长一倍，预计会对大学科研产生较大影响。
综合来看，“9·11”事件重振了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萎靡不振的国防工业，反恐取代冷战，成为其科技政策的重点。但是，“9·11”事件所激起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单边主义和新技术乐观主义又导致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正如美国保守派在1957年把卫星危机看作一个军事技术问题，美国政府在2001年～2003年间也认为靠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可以解决反恐斗争，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的教训遗忘了。这时候，又一次以PSAC前成员为首，由忧思科学家联盟组织的美国科学家开始批评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及其他问题上的政策。科学家们尤其反对布什政府以党派政治标准挑选科学顾问，压制联邦科学家关于全球变暖、医学等问题上与白宫不一致的言论。
对美国当代科教政策的回顾提醒我们，自由的讨论、允许异议的声音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制定明智的科教政策的关键所在。即使在今天，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仍然需要有像PSAC那样的，能够对技术的潜力和局限性作出专业的，独立的，批判性评估的科学家。
（本报记者赵鹰根据作者8月28日在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