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教授尤小立： “新文科”建设的勃兴和展望
2018年5月，教育部正式做出全面推进大学“新文科”建设的决定。从这一年算起，2022年应该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五个年头。或许是受2021年教育部首批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的促进，2022年也是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的一年。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新文科”为主题发表的论文不少于1400篇，较之2021年多出了400多篇，也是2020年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的4.5倍，更是2019年的17倍。
与此相适应，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依托山东大学成立的“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在2022年创刊出版了《新文科理论与实践》集刊，一些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也增加以“新文科”为研讨对象的活动。
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底，大学中与“新文科”建设相关的体制变化，或许数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最为典型。这两所大学先后将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设立了几十年的人文学院分拆扩充为哲学、历史和文学三个院系。其中，以理工专业见长的浙江大学的变化更值得关注。
多年前，我曾赴浙大参与学术研讨，印象极深的是承办研讨会的某人文系科，办公空间逼仄、人员不足。但这几年，浙大不仅设立了“文科资深教授”岗位，引进了多位知名专家，如今又筹建了独立的文科学院，这对所有经历过1952年“院系调整”后专职理工专业，在文科专业建设上举棋不定，甚或反复的院校都应是一个触动和启发。
然而，有关“新文科”建设上的诸多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分重大、一般和委托三类，完成期限为两年，经费发放分别是15万元和10万元。这些项目固然侧重实际操作，但发表成果是基本要求。由此衡量，2022年发表的1400多篇论文即使均由“国家项目”支持，一年仅一篇成果，也不可能达到“国家项目”的基本要求，而平均5万元一篇的经费投入，成本也明显过高。
因为概念尚不明确，“新文科”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比如，一篇名刊上的名家之作就将改革开放以来，某学科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一并归入“新文科”。这等于在说“过去”也是“新”，只要延续原来的路径，“新”就可以自然呈现。如此，“新文科”建设的时代价值就不存在了。
2022年发表的有关“新文科”建设的论文，多数标题都不约而同被冠以“新文科背景下”之类的修饰语，内容则仅涉及具体学科或课程。而即便是具体改革的“实践报告”，也应显示出普遍适用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如此才能与国家项目的地位、国家经费投入的要求相匹配。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论文流于空泛和口号。
有关“新文科”概念的讨论也是观点各异，其最大分歧在于“新文科”应秉持“通识化”还是“专业性”。这种分歧也反映到院系的设置上。
按照最早提出“新文科”概念的美国希拉姆学院的做法，它们显然是偏重“通识”的，这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某些著名高校恢复设置人文学院的初衷相吻合，但此次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分拆人文学院的做法，似乎又是在讲究“专业”。
不仅如此，近年来大学的“专业性”追求也有走极端的趋势。“专业性”往往被片面理解为“理工化”。因此，新建的几所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或香港科技大学为模板的研究型大学，都没有设置学术意义上的“文科”。但事实上，无论是加州理工还是香港科大，其学术性“文科”不仅存在，而且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讨论“新文科”时，常有学者论及“中国特色”，其合理性不言而喻。但“中国特色”不能简单等同于古代文化传统。鉴于“大学”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文化机构，理应包括近现代中国形成的“新传统”。所以，我们谈“新文科”就不能越过“新传统”中显示出的会通中西的气象。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也绝不是抽象的，还要考虑当下现实。就“新文科”建设而言，它不仅需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相协调，也需要与国立大学的定位保持一致。而国立大学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将全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到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科”建设只能以通识教育为基础。
对“理工化”的过分强调是基于近几十年来“抓重点”的思维模式，而该思维模式已不适应当下现实。以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完全具备高等教育普惠制和多元发展的条件，再讲“抓重点”反而无法展示时代精神和责任。
就教育而言，“拔尖人才”也不是“重点培养”就必然见效的。学校能做的更多是提供多样的成长环境和条件，而不是一味地拔苗助长。
客观而言，当前“新文科”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未来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层次差异，即在“通识化”的本科教育基础上，发展以专业性为主的研究生教育。
而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国内整体高等教育，都应本着把“池子”做大、做深的原则。“大江大海”不仅更有利于人才涌现，其培养出的人才也会避免“温室”的局限，胸襟更宽广、眼光更深远，也更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