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作假伤害最大的是青少年，像唐骏一样的‘青年导师’都倒下了，他们还能相信谁？”于海认为，目前打假应该从“零容忍”做起。但单靠个人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需要迅速建立起衡量人们行为信用的制度，“这不仅涉及个人信用的制度管理，还包括公共信用的制度建设。”

　　“公共机构恪守本分、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也就为社会提供了最大的信用，为社会诚信作了最好的示范和引导。”于海认为，在信任体系的建构上，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只有在制度信用上用力，在社会公信上用力，才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