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吾三：科研腐败治理的逻辑思考
科研腐败治理的长期任务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化的有效监管机构建设;短期可行治理则是多种措施并举，尤其是鼓励举报，加强督察。
科研腐败有没有自身的逻辑?换句话说，科研腐败有什么内在的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退回到二十多年前，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环境，绝难想象中国的科研会产生腐败，恐怕也少有人预见未来中国会出现科研腐败。若是退回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科研基础极为薄弱，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对科学的力量充满期望，对科学家个人怀有尊敬，也根本不能想象发生科研腐败。
在以上所说的两段时间，却都有官员腐败，建国之初甚至有“共和国第一大案”，两个犯罪者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入党多年、立有战功的老革命。
若再把时间拉长，比如说历史倒流500年，那时就已有官员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出了古代官场的隐秘。而那时却是连“科研”一词都不曾问世。
以上所说有什么意义?说明权力易滋生腐败，缺乏监管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要面对官员腐败，都要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相比之下，古代历史上科研腐败不存在，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科研腐败也不存在，因而科研腐败是新问题，它与权力滋生的腐败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故有其自身的逻辑。说科研腐败是新问题，也意味着，就目前的种种腐败现象诊断为“科研痼疾”，显然为时过早。
科研腐败的症结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缺乏监管的科研经费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科研腐败为什么会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源上与国家对科研不断加大投入直接有关，与经费的监管不利有关。试想如果没有加大投入，甚至像从前那样较少投入，科研腐败有这么严重吗?
如果做釜底抽薪，甚至可以断绝科研腐败。当然，话不能这么说，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在大科学时代，科研团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都得算成本;仪器设备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所需资金高昂;水电、耗材每分钟要以多少元计算，不可能没有投入，许多大的科技成果都与国家的大投入紧密关联。
既然科研需要投入，期望大成果需要大投入，治理科研腐败的源头还得从科研立项和经费监管做起，对此，近来不乏有学者发表议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理解，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使科研项目申报和管理更透明，应当积极考虑在一些项目中尝试选聘社会化、市场化的中介机构承担科研经费分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对经费的使用过程、科研成果进行监管和验收。对此西方国家不乏成熟做法可资借鉴，类似于建筑工程的招投标、工程预决算审计，都委托给中介公司或事务所来做。
建立科研经费监管的有资质、信誉的中介机构也许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当下为遏制科研腐败不妨采取一些短平快的措施，据悉有的措施已在实行中，比如加强科研项目的中期(或阶段性)检查，根据进度和质量划拨经费;又如建立黑名单，将科研完成不力、经费使用不当者列入，令其退还经费等。
其实，也可以对科研项目实行事后申报，这类似于人文社科类学者的做法，写成一部有质量的学术著作无法准确预估，难以按申报项目所要求的承诺日期完成。但是，写成之后申请经费出版则完全可行。事实上，很少有什么好的科研是因为没有经费无法启动的，真正有抱负、追求的科技人员，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国家经费自筹经费也要干，对于那些有明显成果的科研团队，完全可以事后给予支持。
为遏制科研腐败，从中国国情出发，还有最可行的方式就是鼓励举报。事实上，有高额科研经费才有可能产生让人惊心的腐败。而在科研部门、高校中能拿到高额科研经费者，几乎都是公开知道的，其资历绝非普通科研人员所能具备。因而，鼓励知情者举报，只要上级组织下决心查处，就不会有漏网之鱼。
从目前国内情况看，每年的科研立项成千上万元，这给经费评估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但换一种思维看，真正做得好、可以出大成果，经费使用妥当者其实并不多，对这些科研机构和团队可以加大支持力度，而对那些一般项目非但不要加大力度，还可以考虑缩减经费。
再是对一般高等院校，扭转以科研为导向，回归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可大大减少一般科研立项，相应地减少经费投入，也可杜绝某些“小型腐败”。
最后，对本人以上的分析再作概括：科研腐败与权力腐败不同，有科研经费才有可能滋生腐败，缺乏监管的科研经费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而，科研腐败治理的长期任务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化的有效监管机构建设;短期可行治理则是多种措施并举，尤其是鼓励举报，加强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