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是一个由部门构成的国家，每个机构必定有自己的管理文化，甚至是一些难以表述的潜在规则。这种潜在的东西往往就是一个领导就能决定的。大学则好得多。我在大学教学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随意进行研究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尽管去研究好了。一旦有了结果，就可以将研究结果进行发表。与国际学者的合作也变得自由和通畅。国际眼界的开阔，使我的研究兴趣逐步扩大，所有的研究可以尽情地设计入我的教学大纲和内容。教学或者指导学生的论文中又能获得新的成果，反过来设计进我的研究课题。这种研究与教学的有机结合使得我获得了更多的成果。

　　做事情是否有乐趣取决于你的认识。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科普的时候还是很苦的。现在的人都很难想象，当初我们写东西或者翻译东西的时候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写在纸上。没有地方发表。在自己单位的刊物发表需要自己校对、编辑，甚至跑到印刷厂，与排版工人一起挑选铅字，核对文字和各种符号。每篇文章都要校对三次。尽管苦，但是，我非常喜欢科普研究。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的科普研究相对还是很落后，研究的人也很少。国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让我着迷，也深切感受到科普研究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