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为防止事故发生并限制事故的后果，核电站在设计上已经采取了许多“自以为是”的设备和措施。但其设计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意外均在设计考虑中，成熟而理性的操作员按照规程正确操作，从而能够保障安全。但是，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两次核事故，改变了这一观念。经过三里岛事故，人们认识到出现操作员误操作的可能性；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则进一步说明紧急情况下，安全文化对于“核电”时代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早在1979年，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凯莫尼报告就指出三里岛事故发生前的几分钟里，“100多个”警报突然响起，但是该电站没有哪种系统能把这些“重要信号”从其他“无关紧要”的信息里查找出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认为：“在一种快速变化的复杂的事故环境下，人和机器之间的互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凯莫尼报告，美国核管理委员会，1979年）
一般认为，这次袭击日本的核危机导源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但核污染的“恐怖”中的确包含人为因素。“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释放出的“去人性”（dehumanized）因素显示，不能完全归咎于大自然，必须或者说应该联系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本身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