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拥有充足的科研条件，如果只考虑自己，施一公不必为改善科研环境而呼吁；他之所以“不务正业”，是为了更多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地“为国争光”，这样的“不务正业”，究竟是太多呢还是太少?应该鼓励呢还是打压?施一公“不务正业”，是为这个国家更好呢还是更差?
施一公对董倩说：有句话，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
孤陋寡闻如我者，是第一次似乎能触摸到一个海外学子的赤子之心。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很少有人能无动于衷。这番话，让人想到了“爱国”这个词——忽然发现，其实有两种“爱国者”。施一公是用行动、用科研成果来爱国;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能把70多名海外人才吸引到他的学院来吗?施一公的“爱国”，无声、无言而感人肺腑——回国前，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经费保守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外带1英亩的花园。另一种人，只在嘴上“爱国”，只号召别人“爱国”，他自己爱不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等到他的贪腐丑行败露，“爱国”这个美好、庄严的词语，也被他败坏了。后一种“爱国”的多了，想要施一公这样的爱国者多一点是否会更困难一点?
有报道说，施一公去美国讲学，遇到了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保罗问：“听说你放弃了我们的国籍?”这在Paul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罗所说的“你”，是中国人，“我们”，是美国。在施一公这里，保罗判断失误了，但是保罗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吗?怎样才能让美国人的判断发生更多的失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