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飞去的“官”学家，既像学者，更像官员，一人分饰两角，顺风顺水得心应手。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而我们的科研投入也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资源，却成了“官”学家们的囊中之物，科研资源最终沦为他们一次冠冕堂皇的财力分配。
说来说去无非是“科研行政化”的道理，但是，“科研行政化”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积重难返的？回答这些问题，似乎等不及所谓体制机制的华丽转身：一是我们的财政并不那么宽裕，经不起如此折腾；二是真正做研究的年轻人也等不起，青春不等人。既然科研投入属于财政支出，那么，绩效审计何在？资源配置的程序正义何在？
凡事诉及体制或法律，很多时候并不能及时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科研项目上的沉疴，与其期待一步到位地纾解，不如“解剖麻雀”、厘清大型国家级科研项目中的责权利关系。“官”学家们在科研项目中的长袖善舞，本质上和“驻京办”、“建筑转包”并无二样——嗷嗷待哺的中国科技创新，需要从这场奢侈盛宴中清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