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被告并不丢人。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人”。如果法庭宣布无罪，岂不正好还了清白？何况调查又不是审判，怕什么呢？

　　要怕，也就是怕结论不公了。这也是我害怕的。所以，我没有简单地赞同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6月7日《南方都市报》）。这些程序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实际上，由于“以道德代法治”的传统实在悠久，我很担心汪晖教授因被指为“不端”，而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才提出，委员会不听“招呼”，当事人有权申请某些委员回避，答辩权、申诉权、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等等。尤其是，我建议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