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一流的科学家会影响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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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洱：一流的科学家会影响一个时代

2013.10.15

陈佳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腾起的蘑菇云。

　　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其首要动力来自于科技人员对探索和揭示未知规律的热情，对于认识客观真理的坚持和追求，更来自对民族和国家科技进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有了正确的动力，才能着眼长远利益，瞄准科学技术相关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作出重大的成就来，才能一圆“中国梦”!

　　不同时代不同“中国梦”

　　说起“中国梦”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年纪，我的“中国梦”也不同。

　　我是上海人，3岁那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了。在童年时代，我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叫我们“支那猪”，对老百姓非打即骂;不准学校正常教学，强迫学生们学习日文。那时，我的“中国梦”就是驱除外侮、把日寇赶出中国!

　　我父亲(编者注：陈伯吹，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和小叔父一直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写了不少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文章。我听外婆讲，那时我母亲因病住院，日本宪兵要抓他们，就押着外婆去医院先抓我母亲。那时母亲住在二楼病房，外婆走到一楼就故意大喊“不要推我”给母亲报信。我母亲听到喊声，从二楼病房的窗户跳下去，导致大口吐血，日本宪兵只得先把她羁押在医院。一位护士(地下党员)轻声问她：“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她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爱国罪”。于是，医院中爱国的医生和护士联合起来保护我的母亲。他们就说我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每次日本宪兵要提审我母亲，他们便往痰盂中倒一点红药水，说我母亲又吐血了。肺结核在当时是无药可治的烈性传染病，日本人怕感染，我母亲才得以保全。人们都知道一旦被押进日本宪兵队，就是有去无回。我还隐约记得有次半夜醒来，看到外婆在灯下含着泪为我母亲缝制寿衣。

　　青年时代，我对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我的中国梦就是科技强国。我们中学校长李楚材先生(编者注：上海市名校位育中学创办人，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很重视数理教学，我的班主任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其他任课老师大都是复旦等大学的兼职教师。那时，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创造社”，自己动手做无线电收音机、扩音器等。记得中学毕业那一年，学校里做广播体操的扩音器就是我们“创造社”自制的。

　　考大学时，我报考了大连大学电机系。其时，王大珩先生从英国回来任教，他认为学工的人，没有坚实的物理基础是不行的，因此创建了物理系。我又被选到物理系学习。后来全国院系大调整，我进入东北人民大学(编者注：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学习。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师资力量十分强大，有余瑞璜、朱光亚、吴式枢等院士任教，号称“物理系十大教授”。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恩师朱光亚先生，他教我们原子物理，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之下，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科学家，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中国梦”，将我的一生奉献给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现在，我已经快80岁了。你问我现在的“中国梦”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中国梦”是强国梦，是早日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由科技大国变成科技强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就不会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1963年到1965年，我在英国作访问学者，进行扇型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1964年是英国的大选年，我清楚地记得10月16日的那一天晚上，突然电视上大量的竞选宣传都停了，打出一行字：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大家都来问我这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也吃不准，连夜赶到使馆去询问情况。当我知道祖国真的爆炸了原子弹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英国哈威尔的原子能部(UKAEA)测到了爆炸尘埃，发现我们爆炸的竟是铀弹，而不是他们猜测的钚弹。这说明，新中国的整个核工业已经建立起来。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以《成吉思汗又回来了》为题，进行了报道。

　　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为我们赢得了尊重。我觉得不论在哪里，中国人的腰杆都挺得更直了。那些外国同事对我的态度也明显不一样了。原来他们总是用同情的口吻问我：“这个磁铁你将来要不要带回去?”我回答说我们自己能做，人家都不信。而爆炸成功之后，连我的牙医都说：“你们中国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