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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生命”研究在巨大争议中依旧进行

2010.6.02

  一石激起千层浪

  疑问之一:“人造生命”意味着什么?

  加拿大生物伦理学组织认为,合成生物学的种种进展比10年前克隆羊“多莉”的问世意义更重大,是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而香港中大生化系客席教授曹宏威博士则认为,人造生命的出现对人类观念上的冲击更为巨大,尤其是对宗教造成了严峻挑战:“倘若人可以完全制造生命的话,神便可说是毫无角色可言。”

  英国《卫报》10月10日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尼克·盖依的文章,称“最新生命形式”不过是“汽车配件的组装”,并不能说是基因工程领域的重大飞越。

  那么“人造生命”技术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首先是应对能源危机和解决环境问题,这也是该研究的最初目的。其次,在基因诊断方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生命的组成元素,从源头封杀困惑我们人类的多种遗传疾病;能够定制细胞,替换自体受损和病坏器官;能够造出高效精准的细胞生物,将药物直接送达病灶;还将提高生命的本质,不仅人和人之间能进行完美的基因互换,还能合成更加高等的基因染色体实现人种的优化。未来的人类将和科幻电影里的人一样能够不断再生,并保持一种思想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记忆克隆”。这样人就有可能不死,而且思想也能一步步循环下去。

  疑问之二:新物种会不会失控变成“魔鬼细菌”?

  2002年和2004年好莱坞分别上演了《生化危机》第一和第二部,第三部也已于今年9月底搬上银幕。人们担心的是,随着“造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管理疏漏或技术偏差会不会导致新物种失去控制,演绎现实版的《生化危机》?

  文特尔本人承认,研究中涉及的技术,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用于制造新的致病细菌,甚至用于研制生物武器。对此,他说将慎重考虑该公布哪些研究细节,而且在实验中也会采取特定措施,以确保新造出的细菌只能在实验室“温暖的培养液”中生存,不会成为“魔鬼细菌”。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戴维·迪默也认为,人造生命失控的风险“极其微小”,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与那些在自然界进化了30亿年的生物竞争。细菌吞噬所有东西,它们吃汽油,吃地底下的石油,吃绿色的碳氢化合物,吃所有的东西。它们还会把我们放在那里与它们竞争的所有东西吃掉。此外,科学家们还设计了另一层保护措施:所有人造生命都依赖于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学物质,将这些关键性的化学物质一消除,人造生命就会死亡,当人造生命进入自然环境之后,情形更是如此。

  然而生命非常复杂,它也可以进行自我修复、自我管理,而且能发生突变以适应环境。几乎所有科学家的研究初衷都是好的,防御系统也是极其严密的。对于生命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不可测性很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料。对此,《卫报》10月22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进行了深入思考,称合成生物技术能再造自然,但危机重重。而诺丁汉大学临床生理学家迈克尔·雷涅则对反对这项技术的人表示愤怒,称激起人们对科学的恐惧,只会造成科学家匮乏。英国有大量的科盲,极度缺乏科学家,应当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英国未来的克雷格·文特尔和杰伊·科斯林,而不是制造恐惧和无知的气氛。

  疑问之三:会不会出现生物行业的“微软”帝国?

  技术垄断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文特尔研究所去年10月份向美国ZL局提出拥有他实验室造出来的小生物ZL的申请。今年5月底,美国ZL局公布了他的ZL证号:#20070122826。

  文特尔抢滩“造物市场”的举动引起了生物行业的担忧,加拿大生物伦理学组织谴责这种行为是“企图在社会上实施一项异常的新技术而不说明它的全部影响”。该组织研究人员吉姆·托马斯说,这种垄断行为施放了一个信号,合成工业和合成生命形式私有化这样的高端商业竞争已经开始;文特尔公司正在变成合成生物界的“微软”。在这些权利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考虑它们对社会、道德及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并广泛探讨它们的社会需要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同时,该团体的38个组织联合号召多个国家的ZL局从安全方面着想,抵制文特尔的ZL申请。

  尽管目前文特尔的合成生殖支原体只能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中,而其它的生物工程生命一旦逸出到自然环境中,又在ZL权的保护下,那将造成更大的危险。

  疑问之四:道德标准如何定义?

  关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尊严等等问题,不同背景的人观点各不相同,而人造生命将颠覆所有这一切。

  从基因诊断方面考虑,当人们掌握了生命密码之后,“隐私”这一概念将重新定义。目前的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时,要求申请人必须做体检,未来是不是要求看到申请人的基因图?而一旦有了基因图,知道了“命中注定”的事情,保险行业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公司老板在挑选雇员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基因歧视”?为了得到更优秀的下一代,可能会有更多的堕胎事件,以筛选掉我们认为不够好的婴儿?按照不完善的道德标准,斯蒂芬·霍金这样的天才很可能不会出生。

  从基因治疗方面考虑,如果创造“人造生命”是为了某个特殊使命。那么,这些低等生命可以任由我们役使么?它们是否也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可以对它们随意地践踏、掠夺、损“人”利己呢?就像对待动物或牲畜一样,我们只是有力量,而不是有权利决定它们的生死。创造“人造生命”也可以是为了造出完美超凡的未来人类。那么,这些优秀人类会比普通人类更高等么?他们更加美丽、更加强大,比我们更加有力量,我们能否接受他们的统治?

  道德标准应该是双向的,还是双重的?

  疑问之五:伦理关系能否善处?

  掌握了合成染色体技术,正如文特尔所说,人类已经从阅读基因密码转向有能力编写它。如此,我们很快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优化人种。

  我们会为将来的婴儿编制智商、性格和相貌。一个人的孩子很可能不算是他的,因为他孩子的身上并没有多少基因是从他那里遗传的,很可能是从某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借取了更多。这么一来,究竟谁是孩子的父母?

  如果能购买“良种胚胎”,那么父母的身份问题就变成了法律问题,而不是生物学问题了,“亲子鉴定”技术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就像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描述的那样,人们可以想象这样荒唐怪诞的事情:一对夫妇买了一个胚胎,把它放在试管里培育,然后以第一个胎儿的名义又买一个,似乎是在筹划信托基金。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夫妇在第一个孩子未成年时就成了法律上的祖父母。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词汇来描述亲属关系了。当然还可以更加荒唐地以“后到”胚胎的名义买“先来”胚胎,这样,一个小孩子可能是一个大孩子法律上的父亲或母亲。

  我们面临的将是怎样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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