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柴油，寒潮中谋变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8月份美国生物柴油产量为1.23亿加仑，比7月份增长200万加仑。看来生物柴油不负众望发展相当迅猛，但是将目光投向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全国生物柴油生产厂家50多家，总产能超过350万吨，相当于美国一个月的实际产量。现产能超过10万吨的生物柴油企业有16家，最大规模为30万吨。但从产量上看，产能利用率仅在20%—25%。中国的生物柴油正在经历着冰火两重天，在寒潮中探索发展路径是所有从业人员的共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所研究员杨传芳表示，我国生物柴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原料和成本上，行业要发展就必须依靠政策扶持，形成规模才是唯一途径。
黑马生物柴油
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富煤贫油少气”的现状。统计数据表明2001—2006年间，我国每年一次性能源的消费比重均在90%以上，而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利用率仍然很低。能源结构的恶化带来的是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当国内石油开采枯竭或者国际战争爆发、海外进口渠道被封锁，我们是否还能正常生产、生活？
杨传芳认为，这样的忧虑正是我国制定能源政策的来源所在。他认为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主要能源，我们不应该放弃煤转化清洁能源的技术渠道，煤制氢、煤制油等技术应当是“后煤时代”的发展之道。在石油方面，中国原油炼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每年4.3亿到4.7亿甚至是5亿吨，其中大约3亿吨是作为动力油使用，也就是驱动比如汽车、卡车等动力车正常行驶。而在这3亿吨的动力油中，柴油市场占比最大。柴油相比汽油来说动力更强，但是爆表的硫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却制约着柴油的进一步推广。从2012年雾霾大规模爆发开始，中国逐渐注重对于油品的把控和升级，并将柴油油品的升级列为减排的重点工作。
比中国更早经历工业遗病的欧洲，早在九十年代就开始了相当于国V标准柴油的尝试，现已全面普及，美国也在2006年开始全面推广路上行车用的高品质超低硫含量的柴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全国范围内推广国IV标准的工作，计划在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需要实现国IV标准；同时北上广深江浙沪等大规模城市开始试点推广国V标准，计划2018年1月开始全国需要推广国V标准。这样看来，即使我国准时完成国家制定的计划，也比美国晚了12年的时间。怎样在严峻的减排形势下达到油品升级和结构调整，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生物柴油的出现，为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了一种可能的方案。杨传芳分析，生物质柴油油脂含量少、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低，加之本身具有可降解性，所以是不可多得的环境友好型的能源。“中国发展生物质柴油，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同时庞大的生物质柴油产业链，将会为中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不止杨传芳，大部分从事燃油工作的人都嗅到了这匹黑马奔驰而来的气息，更有人将之誉为最有可能替代石油的燃料。杨传芳却不以为然：“生物柴油的环保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正确认识的是，生物质能源只能对环境改善起到部分作用，但是不会起主要作用，我不认为生物柴油能完全替代石油燃油，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物柴油的量产规模完全达不到化石柴油的规模。”他分析，出现这样说法的原因是生物柴油和化石柴油在粘度、密度等特性上十分接近，同时生物柴油还具有可降解性、硫氧化物排放低等优势，所以一部分人先入为主妄加揣测。杨传芳预测，在未来生物柴油会部分替代传统柴油的使用，达到5-10%的市场占比。
中国“宝藏”地沟油
在广阔前景下，中国面临着特有的问题。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含油脂农作物，包括亚麻、大豆、橡胶籽、蓖麻、棉籽、油菜、麻风树、小油桐等，对油料作物的需求可谓巨大；但中国人口已突破14亿，虽然国土辽阔但是耕地面积有限，常年来严守着18亿亩的耕地红线，这决定着我国不能使用主粮作物作为生物质能源原料，生物柴油就必须为解决温饱的国本问题让道。我国针对植物生长特性、培育和分布方面都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是还不具备规模化和商业化为生物柴油提供原料的条件。由于长期以来原料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生物柴油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而生物柴油企业走不出“积弱积贫”泥沼。
据杨传芳介绍，2000年之后的10年是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一带形成了小规模的生产基地，并形成了BD100的行业内部标准，国家乘势而上，制定了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原料供应问题的长期悬而未决，加之全球油价近期持续走低，进一步压缩了生物柴油的利润空间。“产业长期处于亏损、疲软的状态，国家政策逐渐减小对生物柴油的扶持直至消失，产业继续恶化甚至出现企业停产、破产，生物柴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解决生物柴油产业困境，最核心的问题在原料，除了大规模、产业化的种植非粮作物外，国内相关的从业人员进行了长期的市场调查，希望能够找到更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时地沟油剑走偏锋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生物柴油除了可以通过植物榨取之外，还可以从餐厨废油中提炼出来。”据杨传芳介绍，因为饮食习惯和人口基数，我国每年消耗食用油2252万吨，其中会有10%成为地沟油。“目前对地沟油的处理方式一般是经过小作坊加工变成食用油再次回到餐桌，但是经过这样处理的油对人体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中国应该瞄准地沟油，大力发展地沟油做生物柴油原料这一路径，这样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生物柴油的原料困境，更能控制食物的卫生水平，实在是一石二鸟之举。”
杨传芳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以全国每年使用1.5亿吨动力柴油为基准来计算，如果添加5%的生物柴油，那么对生物柴油的硬性需求就可达到750万吨，这对生物柴油的硬性需求就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可以在全国围绕大型城市建设100—200个生物柴油生产厂。以武汉为例，武汉每年废弃油脂量达到13万吨，如果将这13万吨地沟油全部回收作为生物柴油原料，那么可以在武汉建设一个年产量10万吨的生物柴油厂。全国还有很多同武汉规模相当的大型城市，那么可以预见通过地沟油制备生物柴油的市场前景将会十分广阔，并且脱离主粮作物种植供食用还是工业生产的矛盾，中国的生物柴油将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原料来源，看上去原料的困境将会迎刃而解。
为了保证地沟油完全走向工业制造，需要建立完整的地沟油回收网络。杨传芳认为在网络的建立过程中立法和执法的作用极其重要：“目前地沟油的收集是分散的，由个人的小作坊自发区域内收集废油，在经过不受监管的小作坊加工之后变成食用油。在回收网络的建设上不能只依靠行业力量，最重要的推动性力量是政府，需要制定某些人定点收购，再经过登记之后集中存放，再集中运输到大城市周边的生物柴油生产厂。但是在这之中涉及到一个执法的问题，需要对收购运输地沟油的专人颁发资格证书，保证地沟油会保质保量供应到厂商。”
规模效应将打破价格短板
今年，相关人员在海南、云南、湖北等地调查发现，我国生物柴油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大量生产企业亏损甚至停产的困境。而在生物柴油发展高峰期，全国涉足生产的企业超过300家，现在却缩减到不足30家。云南省能源局协调和技术装备处处长李勤说，云南全力扶持生物柴油产业，但目前年生物柴油产能只有1.8万吨，而且并非实际产量，离此前制定的到2015年产量、用量达5万吨至10万吨的规划目标相距甚远。
生物柴油市场前景广阔的预测似乎还在昨天，现实却用数字残酷地提醒着行业萎靡。杨传芳回忆道：“生物柴油发展黄金期是在石油价格高涨的时候，因为生物柴油的价格处于高端水平，只有石油价格上升了才具备竞争优势。但是现在，生物柴油比一般柴油的价钱要高，暂且不谈还未转正的国V柴油，目前市面上通行的国III柴油价格在每吨4000—5000元，国V柴油价格在6000—6500元之间，生物柴油现在的价格和国V柴油价格持平。”目前油价的大幅下调，使生物柴油市场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如果国家立法强制普及将生物柴油与化石柴油混合使用或许可以挽救生物柴油，但是这样的油品必须经过质量上的严格把关，才能在机动车上真正使用。而使用100%的生物柴油做动力燃料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行，比如渡轮，或者路下短距离行车。
价格的居高不下决定了生物柴油只能像浮萍随着市场油价的起伏而发展，更有根据经济调查分析，生产成本比较高是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化的最大障碍。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杨传芳建议应该走规模化道路：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规模效应是降低成本最直接、便捷的方式。建1000个一样的小规模化肥厂不如建10个规模100倍的化肥厂更赚钱，因为大型的化工厂降低了成本争取到了利润。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物柴油厂基本年产能都在1万—5万吨，根本算不上规模。杨传芳认为，国外有许多年产量10万吨以上生物柴油厂的生产经验可以借鉴。“美国早些年前对生物柴油是有立法保护的，法律规定必须要在柴油中添加生物柴油，并且对于生物柴油生产商和销售生物柴油的加油站也有一定程度的补贴。”除去原料的障碍，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美国生物柴油如火如荼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国家能源局网站今年1月23日发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政策》出，科学制定产业规划，加强各级规划衔接协调，指导生物柴油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杨传芳指出，近年来国家发布了大大小小的指导意见，但是具体的扶持政策却是迟了又迟。他建议国家层面应当首先重视生物柴油的战略地位，然后尽快颁布执行政策。“国家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对一些利用废油做生物柴油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另外为了加强生物柴油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考虑减免生物柴油的赋税；最后国家可以着手开始围绕北京、河北及周边城市建设试点，待模式成功之后可以进行全国百厂推广。对于这样高附加值的产业，政府一般做法是先补贴，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之后逐渐撤出，最终让市场规律引导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