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挑明：“人们能够把已经作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作出发现。”他反问道，“你能设想一个科学家组织能作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爱因斯坦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科学研究如此，学术（科学也是学术之一）研究何尝不是这样呢？
与爱因斯坦异曲同工，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的论述也十分到位：“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第二种的历史发展极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恺撒和拿破仑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