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文明会给人带来更多尊严和幸福
日前，在纪念“大师之师”叶企孙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说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叶企孙老师在系里、学校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是他不大显露出来，很低调。”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不太显露且低调，显示他文明而有内涵；相反，那些张扬而高调，或稍有权势就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的人大多是文明水平较低而又没有内涵的人。
每个人应多具备一些基本文明素养，因为做理性文明的人是重要的社会基础文明之一。叶企孙在受到冤屈的情况下仍坚守住“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的做人底线，为后人树立理性文明的人格典范，尤其对当下社会现实和网络中仍然存在的不少非理性、不文明、情绪化的暴力倾向而言，一点点清除自己身上野蛮、非理性、反人性的个性特征，广泛学习叶企孙的精神、品德、风范和志节就是建设文明、幸福社会实际行动的表现。
而在不少人眼中，甚至部分高校教师眼中，看得很重的依然是房子、车子、项目、课题、职称、官位、道路设施、经济数据、工程建设等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文化、道德、社会规范、人道、友爱、良知良能、自信、博学、和善、诚实、勇敢、人性光辉则不被重视。由于不受重视，所以这些方面进步、提升较慢，并且导致功利、浮躁、冷漠、自私、残忍等乱象蔓延，甚至面临人性危机。
由此进一步拓展视野，不难理解，中国的发展不应只是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国最需要的是能够创造出更先进科技、让人更有尊严、过上更幸福生活的基础文明。这样的看法本身并无新意，但长期没有被国人重视。1856年，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调查太平天国暴乱、目睹凌迟酷刑后，写成《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其中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包括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认知。”
当然，不同人对基础文明可以做不同的界定，密迪乐的说法可以作为参考。
中国社会的基础文明首先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仁爱、礼让、孝老慈幼、推己及人等，而追求做“人上人”的等级观念和体制是法治和基础文明发展的主要阻碍。
文明程度高的社会基本表征是暴力成分较少、产权稳定并有明晰的边界、开放和协作程度高、从长计议且能遵守契约、严于法治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并普遍具有同情心。
当下，民主与法治为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就落后于当今的人类文明，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不失时机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为迫切需要。同时，学会与世界各种文明人群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创造人人可以享受的美好幸福生活。
文明社会的成员需要具有深入内心的平等观念、边界明晰的权利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渗透言行的法治观念、时刻觉醒的人文意志、理性思考的独立精神。基础文明的正常生长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关键是：
平等，平等才能让真正有创造才能的人脱颖而出，让文明沿着文明的规律与逻辑向进步方向自然生成，人为设置等级与控制就是为文明的发展设置障碍；
尊严，让人有尊严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和台阶，以任何名义摧毁任何一个人的尊严都是对人类文明基础的摧毁；
耻感，对个人或组织所经历的过错完整真实地铭记，明确并承认过错，以警醒自己及后人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掩盖、装饰历史就是让后人更弱智，不断地重复过错，让文明倒退；
守约，文明需要众多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断积累，无论是当代直接接触的人，还是历史上任何一位不能直接接触的前人或后人，信守约定才有可能让文明积跬步以至千里，不断积累延续；
权利与权力平衡，任何社会主体责任与权利都需要一致，任何主体掌控不受监督的过大权力，都可能成为已有文明的损害者或文明进步的障碍；
民主，民主是让人的创造能力发挥到极致的必要条件，也是文明发展到最佳状态的必要条件；
自由，尤其需要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去进行创造，对思想的禁锢必然造成心智的退化和衰竭，必然使人走向愚昧、无知与冷酷，思想禁锢是野蛮的基石。
全社会所有成员和机构都应参与预防和抵制野蛮，增加社会的文明元素，为基础文明生长创造更多的机会。高校教师更应当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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