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摆在国人面前的是有关诚信的拷问。毋庸讳言，唐骏遭遇的不仅是一场个人诚信危机，也是我国早已针砭多时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与缩影。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体和舆论之所以穷追唐骏“学历造假门”，主要事关社会诚信，而并不是非要和唐骏个人过不去，更不是在窥视其个人隐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或许，如若真对这群官场博士也来一次如对唐骏般的“人肉搜索”，真还不知有多少博士官员会面临唐骏一样的尴尬呢！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背后的事实是严峻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掺水与伪造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虽经严打，但该产业依然如“烧不尽”的“野火”般难以扑灭，且其技术手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有人说，诚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稀缺品”。人们关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折射出的正是对社会诚信的渴望和呼喊。
其次，需要拷问的是学术打假的动力主体与作为问题。记者石述思在其凤凰博客中写道：“唐骏是一个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从国有单位到外企再到民企，都算显山露水，后期还大红大紫，但这些机构全体人员的智力加起来居然赶不上一个方舟子，没有识破自己巨资聘请的打工皇帝的博士文凭竟然很克莱登？”真是一语中的！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国科技界，学术打假竟要依赖旅居海外的学者个体，不亦太匪夷所思了吗？试问，各级学术委员会、各级学位委员会、各级道德委员会，以及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认证机构和纪律检查部门何在呢？他们的职责与业绩何在呢？老鼠横行，肯定猫那边出了问题。不逮耗子，又怎说是好猫呢？更有甚者，有些学者的学术腐败问题业经网络或媒体提出来了，遗憾的是，这些相关单位及其上级部门的“猫”就是不闻不问，毫无动静。明明是有国内多所高校曾与“西大”有过合作关系，为什么噤若寒蝉了呢？古人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诸“猫”皆慵懒，放弃作为或不作为，何来“平”“明”之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