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教授的干部身份被视做大学行政化的罪魁祸首，甚至被当做首先要被拔除的眼中钉时，如此大学“去行政化”，恐怕更多是把教授当做“软柿子”捏罢了。而事实上，大学的行政化弊端其实更多存在于大学的行政体系之中，上至校长，下至院长，甚至招生办主任，都要比教授更拿得出手，叫得响亮，在如此体系中，也难怪教授们也要为谋个大学的一官半职而削尖脑袋甚至宁愿荒废学术了。

　　不难设想，假如大学行政体系的官本位不除，反而先把教授本就不足挂齿的干部身份抹去，教授变得更加边缘化和弱势，其实恰恰是与大学“去行政化”的初衷相悖。

　　教授终身制本身其实并无问题，国外院校对于贡献卓著的教授、学者也多有“终身教授”之聘任书，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让其潜心学术研究，此举既留住了人才，又充分发挥了优秀人才的潜力，促进知识创新。如此看来，改“教授终身制”为能上能下的聘用制，固然是制度的革新。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成了CEO的校长其实说白了还是“官”，当大学去行政化成了“企业化”，教授成了被绩效皮鞭抽打的员工，那些需多年潜心研究方能出成果的基础学科，会不会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做出成果，恐怕绝非杞人忧天。如此大学去行政化会不会最终违背科研规律，倒是更令人担忧。

　　一言以蔽之，将大学行政化归于“教授的干部身份”，去行政化先拿教授开刀，其实更有推卸责任，掩盖问题之嫌。大学“去行政化”的目标其实应该是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从而让教授治学可以摆脱行政权力的干扰，享有更多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