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后诺奖时代的生存
每年十月的“诺奖季”，都像是一场“狂欢”。然而“狂欢”过后，难免有五味杂陈之感。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几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相继离世，其所释放的信号让人心忧：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基础条件改善乏力的背景下，过度激励的政策却让未来变得更加不可预期。
记得十年前，笔者与同行在一次会后的聊天中曾形成一个共识：就当下而言，多几个诺奖获得者对于中国科技整体环境的改善意义并不大，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阻碍改革的借口，所谓“一俊遮百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像30多年前国人对于奥运奖牌的期待，时至今日，人们热衷的焦点已从奖牌数量转移至体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上来。同理，自从本土诞生两项诺奖以后，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更趋理性地看待这项桂冠。诺奖的诞生，必然是一国历经科技资源积累与建设后，科技系统协同运作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因果关系揭示了：片面追求轰动效果而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只会带来并加剧科技界的某种赌博行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恰恰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因此，切实改变科研环境依然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首要任务，而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主要“变量”就是人才的生存模式问题。
过往的六十年，中国科技界经历的主要生存状态是典型的“秋千”模式，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荡来荡去：打压与推崇。在时代的裹挟下，个体身不由己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政策安排对于科技人员影响深远——它造成机会主义的心理偏好被固化。目前，通过调整评价体系等政策工具的运用与强化，正在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过度激励态势。这种激励强度不仅会超出科研人员正常的生理与心理承受范围，还将从整体上改变共同体的认知与决策。人的工作绩效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倒U型结构，这意味着压力与激励有一个合适区间，一旦超过这个区间，非但无法提升效率，反而会造成从业者个体生理与生理的损害，而且这种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秋千”模式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所有人长期处于内、外在驱动状态，在这种荡来荡去的模式中，效率是生存的第一黄金原则。因此，每个个体都会被驱使着追求效率，一旦这种模式被科技共同体成员设定为默认的认知图式，那么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没有人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些需要时间来保证的研究，这无疑与知识的生产与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相违背。更为糟糕的是，“秋千”式生存模式会导致个体长期处于严重的体力与智力的透支状态，而透支是一种严重的智力资源浪费，从长远来看，这种涸泽而渔式的做法会助长浮躁与功利之风蔓延。中国科技界也许是世界上最为急迫的一群人，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由此，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科技界的生存状态应该从传统的“秋千”模式向现代的“爬坡”模式转变，从亢奋状态回归到理性的平静状态，从而使知识的生产、积累与人才的自我恢复回归正常状态。“爬坡”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诱导出的压力与激励机制是逐渐释放的，同时，它还留给知识的生产、积累与更新以充分的时间。试想刚刚去世的两位青年千人，如果他们不是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与激励，肯定不会这么早离世。如果采用比较温和的“爬坡”生存模式，那么，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有更多的产出和做出更有价值的工作。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秋千”模式中暗含的压力—激励模式下，人们会根据考评体系设置的权重，重新安排精力的分布格局，而这种能量分布格局将会改变整个科技界的知识生产形态。比如，当下备受诟病的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其实恰是在“秋千”模式下，压力与激励机制设置的权重出现了偏差，导致科研人员选择收益最大化的领域投入时间与精力。因此，科技界的生存必须抛弃“秋千”模式，回归“爬坡”模式，节制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为知识生产营造安静、耐心和宽容的环境，让科技人员有“岁月静好”的心态，锲而不舍的情怀。（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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