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在人文中的定位和实现（笔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6-23 12:21:43/ 个人分类：职业

　　科学精神的在人文中的定位和实现

　　摘要：在自然科学需要科学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由于缺乏科学精神而同样需要科学精神，特别是需要基础性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创新精神。在人文中特别要合理限制思辨的方法。在人文中实现科学精神必须反省科学主义，克服技术官僚体质或者技术科层制度。在人文中，科学精神的实现更依赖进步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时代精神和自由精神对人文意义尤其重要。本文探讨了实证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对人文的不同意义，并且主张恢复解释的方法的地位。本文还综述了后现代主义有关的科学精神，认为对人文有特殊的价值，具体分析了基础主义在人文中的特殊表现。

　　关键词：科学科学主义科学精神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实事求是解释的方法迷信否定之否定技术科层制功利主义后现代主义谬误推理意识形态宗教基础主义

　　提纲

　　一，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对人文更重要

　　二，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反科学性

　　三，科学家的精神必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四，实验的方法与解释的方法在宗教、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划界

　　五，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精神对人文有特殊价值

　　在本文中，人文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在内涵的一致性，以及为了行文上的便利，本文用人文一词。人文在本文还指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社会科学所反映或对应的社会活动。

　　一，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对人文更重要

　　1，马克思主义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在自然科学需要科学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由于缺乏科学精神而十分需要科学精神。江泽民指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与迷信、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并未停止。这些年，确有一些地方愚昧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一些人从事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传播歪理邪说，蛊惑人心。而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竟然是非不分，也参与其中，甚至为之推波助澜。”(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有的领导干部不学习科技知识，或者看了也是装装门面，并没有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反而热衷于封建迷信的东西，烧香拜佛、求签问卜，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样的人，还配当共产党员吗?还配做领导干部吗?”(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96页。)社会上的领导干部主要从事的是人文工作，或者人文性质的工作在他们的工作占据更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使他们学习科学呢?关键是宣传科学精神。江泽民认为，“应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有了科学精神的武装，大家就会更加自觉地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1]

　　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2]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这个思想体现了科学精神在人文中的意义。

　　2，科学精神的内容

　　科学精神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中的表现，与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表现有一致性，也有差异。但是在人文中首先要注意普遍或者普通的科学精神，包括创新精神、怀疑精神等。

　　(1)，创新精神

　　“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3]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创新精神也就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人文中的科学精神首先是借鉴自然科学中锤炼出来的科学方法。包括逻辑思维、实验方法、试验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比试验的方法、科学归纳法等。当然有些方法在人文中并不适用。

　　(3)，怀疑的方法。合理的怀疑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气质。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在有合理的证据发现以前，也应该尊重旧有的知识，否则就成了虚无主义了。

　　(4)，继承和学习的方法。创新需要一定的能力，包括的能力，而能力的获得和学习有极大关系。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业。荀子也说了相同的话。

　　(5)，大胆假设的精神以及构思和假设的方法。精神有它的独立性，因此要有一定的超脱性。而构思与假设就是精神独立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人文科学的建构都有假设的性质，因此必须有大胆假设的精神。灵感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现象，在科学研究中贡献很大。在人文中也要培养灵感。

　　(6)，肯定的精神与否定精神相结合。辩证法讲究否定之否定，但要正确理解，否定的前提是肯定，肯定在科学中体现为继承和学习，否定在科学中体现为发展和创新。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在运用中还必须注意，这个辩证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3，合理限制思辩的方法和文献的方法

　　在人文的科学活动中，思变的方法和文献的方法，十分盛行，抽象晦涩，莫衷一是。哲学更是如此，以致哲学经常陷入终极的危机。我认为人文中应该充分注意逻辑的不连续性和抽象思维的局限性。

　　抽象思维的局限性。

　　爱因斯坦说：世界是那么简单，以至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它。这说明人类的抽象思维是不可靠的。人类的抽象思维诗集是泳语言来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家。而语言本身是不可靠的。任何人的思想都需要别人解释，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表达的十分清楚，恰恰相反，最清楚的地方往往是歧义丛生的地方。据说最近又有人从马克思的文本中读出了股份制的原始思想，可见，思想是不可传达的，所被传达的只不过是听者的意思而已。就连马克思在世时都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生前都不能给别人传达思想，他死后又如何传达呢?毛泽东说他从《共产党宣言》中只读到了几个字：阶级斗争。但今天人们又读到了什么了?却读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读到了“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包含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可见语言作为思维的家，夸大地说，几乎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是没有主人的，来来往往者几乎都是贼而已。

　　逻辑的不连续性

　　在形式逻辑的运用中，即使起点是正确的，即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正确的，再加上正确的过程，那么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因此不能迷信三段论，不能迷信形式逻辑。“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哲学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我认为，对一个复杂问题，不能从一个正确的结论试图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推导的步骤越多，那么逻辑的失真程度可能越大，甚至可以得出很荒唐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想保证正确的前提不走向错误的推论，那么用形式逻辑的步骤不能太多，只能用有限次数的步骤，而且用的步骤越少，失真的危险越少。也就是说对形式逻辑的运用要限制或克制。而且在形式逻辑的思维中，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正确和错误的界限。我认为在思维中要用多种思维方式，对事物要用多种视角看，从整体看，同时要从局部看;从总体看，同时要从个体看。多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是没有绝对正确的。对简单的问题人类当然能够解决，对复杂的问题更要注意多种方法之间的转换。

　　4，创新的理由是什么呢?

　　现在党的文献在不断地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其中的理由是什么呢?文献认为，是因为有新事物、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有新认识、新观点、新措施、新理论。这样讲，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请问，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日月星辰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呢?盘古作为我们的祖宗，固然有点荒诞不经，那么，自从托勒密、哥白尼以来，直到阿姆斯特朗和中国的杨利伟，蓝天白云有什么异样?但是天文学却日新月异。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认识的发展性，和认识对象无关，而只同认识能力有关，而认识能力和实践材料有关，和直观能力有关，同思辨能力有关，和活动范围有关，同认识的机遇有关。因此那个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是如果人类的那个知识还是那个知识，就成为笑话了。

　　直观能力最重要，它改变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以及中观世界的界限。人类本来只能认识中观世界，对宏观微观世界只能作猜测。过去只有靠理性认识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用感性认识的方法可以直接解决。比如，过去认为疾病的根源是邪魔，现在却用直观的方法，就可以知道是细菌等。过去地球是方是圆，须用理性思考，而现在仅用感性直观就可解决。

　　5，注意和运用科学发现的偶然性、真理的偶然性和认识的机遇性。

　　发现的偶然性是指，世界本身比较复杂，事物本身是多面的，人不可能有意地发现一切。但是正如灵感只钟爱于有准备的头脑一样，偶然性也只钟情于有准备的人。真理的偶然性是指，真理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不是它的全部。机遇性是指，认识活动的成功，不仅来源于主观努力，也和个人阅历，个人社会角色等有关。比如毛泽东能人是农民革命的规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得出身和湖湘文化。例如实事求是，不仅由于毛泽东努力学习传统文化有关，也和地域文化特色有关。在人文科学活动中，偶然性问题特别重要，在科学精神中不可回避它，相反要利用它。

　　二，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反科学性

　　1，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本来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方向。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的迷信，或者是具有迷信本质的科学崇拜。他迷信的对象是，(1)科学万能，(2)科学原理，(3)对陈旧科学范式，(4)技术官僚制，科技意识形态。人文主义有非理性倾向，而科学主义则有机械论倾向。科学主义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方法以及理论模式。科学精神是积极的，但是科学主义却消极作用极大。科学主义企图代替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甚至宗教。科学主义并不能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因而代替人文，只能造成人类文明的简单化。科学主义的极端典型是社会进化论。

　　杨春时认为，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近现代科学传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建立了科学主义的权威。历史之谜是，五四以后，为什么在科学主义的霸权下，科学精神反而失落。特别是建国以来，“左” 的思潮泛滥，现代迷信盛行，实事求是精神泯灭，导致像“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惨剧。为了求解这个历史之迹，必须考察中国科学主义的历程。[4]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典型，一是以欧基里德几何为代表的逻辑演绎方法，二是以伽利略物理学为代表的实验分析方法。前者逻辑方法到了极端就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理论。在现代，唯理论演变成了思辩的方法，用逻辑做阶梯，淋漓尽致的上演了当代的白马非马的诡辩，以至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当代经常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唯理论演化成了还原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元叙事等。教条主义、激进主义是唯理论的典型形态。后者分析方法到了极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习惯思维的作用，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几乎毁掉了中国。当代和阶级分析相关，江泽民对财产和思想的关系的探讨也很富于创新。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多少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人们在政治上落后与先进的标准，而主要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政治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5]

　　2，科技意识形态。

　　科技意识形态是当代政治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普遍做法，即根据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生产力在社会存在中的地位，根据科技是生产力的核心的原则，以生产力的发展来组织社会，进而以科技的原则组织社会，并且以科技工作者的力量去组织社会，以他们组织社会各种权利核心，包括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而经济领域的权利核心更是不必怀疑。科技意识形态有进步性，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影响，但是也有忽视人文建设的倾向。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认为：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不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它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在中国，科技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技术官僚主义，技术科层制。科层制和官僚在英文中都是bureau。同过去相比，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但同社会的需要相比，科技意识形态也有缺陷，因为人的问题，就应当由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活动来解决，如果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就违背了客观条件。

　　3，意识形态主义。

　　意识形态主义是科学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反映。当意识形态用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来建构，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精度和正确性，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建构方法可以在社会科学中应用，找到准确无误的前提和基础，在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然后运用严格的逻辑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可以达到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的正确认识。这就是意识形态主义。

　　在词源学上，意识形态的含义多变。特拉西大约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他那里原文是法文，写为ideologie，同于英文中的ideology。在这个词中，ideo和logy都有观念之意。但logy和汉语中的“道”，特别是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更相近。Ideo 则同柏拉图的“理念”更相近，同朱熹的“理”相同。可见，在词源上，ideologie就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这是后来为什么意识形态无所不包的原因。唯意识形态有总体主义、绝对主义、国家主义倾向。在中国意识形态极盛的时候，文艺包括文学、美术等，遑论哲学、法学、政治学等都是官方的。足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倾向。

　　什么叫意识形态主义，我们先看典型例证。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古代青铜器选》，在序言中有一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遵照毛泽东主席‘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各地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对社会上流散的青铜器做了搜集和收藏。”我认为考古工作是典型的白专工作，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难道毛泽东发明了“毛粒子”，他还发明了考古学吗?

　　在中国，意识形态却经常向科技渗透，在解放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符合意识形态主义的特征。现在举出一个实例，于光远在《科学精神论》一书中讲了三个有关科学精神的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他是这样讲：

　　再简单地讲一个故事，1958年的夏天的一天，聂荣峥同志带张劲夫和我到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卧室汇报科学工作范围内“大跃进”的情况。

　　聂总要我汇报全国各地农民大跃进的情况，因为在中央科学小组中由我分管地区的工作。就在那天上午，我接到山东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里讲山东某县有个农民“破除迷信”，经过一番研究，做到把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苹果把”做了处理，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里面去，多少天后南瓜长得老大老大，苹果也长的老大老大。上午收到这个报告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聂总汇报，就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我就把这个文件上省委报告的内容未做分析和评论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我们快汇报完毕时，毛泽东讲了一些炼钢和水压机的事。谈话快要结束，我们就要离开游泳池时，我突然感觉到我这样把山东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真是糟糕，怎么会那样按照省委报告去向毛泽东汇报呢，在农业中植物枝茎的嫁接成活的事是常有的，但是两个果实连接后还可以继续生长，这怎么可能啊?我本人在大学是学自然科学的，现在分管党的科学工作，又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而汇报的对象又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毛主席，我怎么能怎么去汇报?我感到真丢脸。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件事我以后常讲，我认为我一定要从中取得教训。当时我反思的是自己的工作态度不严肃，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件大事没有认真做好准备。看了山东省委的报告自己来不及想，也来不及向聂总汇报就不应该向毛主席汇报，这又不是什么紧急情况。后来联系我在“大跃进”时期的其他一些情况，我才觉悟到自己在想问题时不是把科学精神放在最前面，而是让“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干扰自己的科学思维。针对这个情况，后来我在科学处提出我们科学处不能只关心科学事业，还要关心保护和发扬科学精神。

　　那些荒唐时期的根源是什么?于光远先生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他说：“后来联系我在“大跃进”时期的其他一些情况，我才觉悟到自己在想问题时不是把科学精神放在最前面，而是让‘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干扰自己的科学思维。”什么叫“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就是意识形态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意识形态主义的功能。

　　杨春时认为，在洋务运动中引进，在五四时期建立了权威。但是，由于科学对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僭越，使科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最后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中，意识形态主义取代了科学主义，建立了霸权，从而使科学精神失落。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但建设科学精神仍然任重而道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现代性的两翼，应该给以同等重视，二者也必须达到平衡，以防止科学主义或意识形态主义的霸权。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主义。我们一直在讲实事求是，为什么总是违背事实，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抹杀，它不承认科学的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科学和事实之上。我们缺少那种只面对事实、只对事实负责、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信条，并且往往为了遵从这些信条而牺牲科学精神、违背事实。应当确立这样的原则，即科学只对事实负责，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违背事实。当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观念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事实，并修正意识形态观念。只有消除了意识形态主义的霸权，才有可能确立科学精神。

　　4，解决的方案：思想和学术的分野.思想在这里是指ideology,即意识形态。学术即科学的研究。程广云教授还提出把马克思注意在中国的传播当作文化现象，进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的三种形态。我认为这种区分是很有意义的。不论是学术和意识形态，还是官方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民间立场都有不同的规则。在官方立场和意识形态领域，遵循的是法律和政治纪律的规则，而在学术领域和知识分子立场，则遵循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当然也不能有违背法律规范的行为，但是学术领域主要是学术规范的约束。体现为实事求是，尊重知识产权，充分运用学术自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或者说，在官方立场，主要遵循民主原则，即实行多数人的同志，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合理的，有合法性的。而在学术领域，则遵循的是自由原则，所谓自由原则，就是不求获得共识，不能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即不能实行民主原则，而要实行多数对少数人也没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实行穆乐所说的排除多数日暴政的规则。游戏规则是重要的，因为意识形态、学术活动其实也是游戏，如果没有好的规则，就可能没有办法游戏下去。而规则是按照人的需要制定的，它是一种规定性的陈述，而不是指定性的陈述，没有绝对的标准，应该以人的需要为标准。

　　三，科学家的精神必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科学家是人，科学家的精神必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我国，所以产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或对立，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首先，在历史上中国在引入西方科学的同时忽视了对其内核的理解、关注和传播，更不知科学方法仅是工具而已。那时，一面是西方科学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一面是民族的耻辱和强烈的自尊，一面又是急于图强而又不知所从。这样，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便迅速坠入当时蔓延的急功近利、浮躁盲从的情绪中，在接受西方科学实验方法的同时，既疏于对作为西方科学文明内核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宗教精神的理解，又未能对自身传统人文特质做相应的调整。期间，虽然有过激烈的“科玄论战”，但忽视人文精神的科学方法一元论还是为大多数人接受，并一直影响至今。其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长期落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影响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哲学既可为科学的智慧提供完整的解释，又可为科学的功能提供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价值导向。

　　“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危险。

　　程广云老师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精神，这和“实用”理性太强烈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很奇怪，既没有宗教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限制很大。这其实都是“实用主义”的害处。这种“实用主义”实质是庸俗的功利主义。科学的精神是好奇，因此只要被认识水平所允许，就应该探讨研究，而不应该计较它是否用实用价值。其实这也是理论科学与实用技术的关系，中国人部重视理论科学使得中国的科技终于同世界水平比较起来，落后了。

　　人文科学特别需要时代精神与个性。

　　个性就是命运。个性在科学创新中也有重要意义。科学家最重要的个性是热爱自由。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热爱真理，也应当体现为对自由的热爱。而热爱自由必须有牺牲精神。牺牲精神不是科学精神的内容，但是，科学家却需要牺牲精神，在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比较多，在社会科学中更需要牺牲精神。马克思说科学大道上没有平坦的路，立志不为天空的惊雷和人间的权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科学献身牺牲的精神同样需要。邓小平为了坚持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几度沉沦，而刘少奇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自由是科学的生长所需要的空气和阳光。

　　袁隆平说：“我早在大学毕业时就说：‘我的爱好是自由，特长是散漫，也就是自由散漫。’”袁隆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能从中明白什么道理呢?

　　马克思固然是伟大的，但是有比他更加伟大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他不是最高存在。马克思的创造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是更伟大的存在。历史书记载马克思的父亲有三个特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二是主张宗教自由，三是主张政治自由。人类有归纳与概括的能力，那么我们试着概括一下，马克思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就是主张“思想自由”吗?当然谁是马克思的创造者?或许不唯亨利·马克思。当然何为亨利·马克思的本质，或许也不唯“思想自由”。我从哲学方法上，主张人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因此我也不希望给人们提出一个一定正确的观点。但是我们深思之下，难道能不承认“思想自由”的价值吗?

　　我们看看历史，黑格尔曾经赞美过拿破仑，但是他是怎么赞美的呢?不也是赞美他是自由的象征吗?我们再看看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历史，他写了一首很好的交响乐《英雄》，这首交响乐本来是写给拿破仑的，为什么写给拿破仑呢?因为他心目中拿破仑就是自由的象征。但是拿破仑作为拿破仑一世登基后，贝多芬很痛心，就把这首交响乐原来的名字改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贝多芬时刻所在意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从来是时代精神，仍然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未来也永远是时代精神。

　　江泽民关于科学精神的表述富于人文精神，以下是主要内容。

　　1.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它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2.求实创新精神。我认为，在人文中最难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因为人文科学的主体性比较强。

　　3.拼搏奉献精神。我认为，在人文中学这喜欢呆在象牙塔里面，故纸堆里面，因此拼搏精神十分可贵。

　　4.团结协作精神。江泽民用形象的语言批评了科学界某些孤立主义者“躲进小楼成一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做法。

　　5.民主自由精神。江泽民说，“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提倡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开展同志式的切磋讨论，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繁荣。我们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妄加评判，擅作结论。”(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四，实验的方法与解释的方法在宗教、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划界

　　实验的方法是完全实证的方法，具体有表现为直观的方法(观察)和数量分析的方法。实证主义要求科学的东西或者一切存在都应该有可观察性。

　　实验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同传统的科学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观察只是对自然状态的观察。而实验的方法，对被观察对象必须加以改造，使观察对象的无关因素都被排除掉，从而排除无关因素对认识能力的干扰。在哲学上，实验的本质是因果关系的净化或者简化。在自然界中，因果关系十分复杂，分为原因、条件、因素、根源等，因此对事物的观察，很难做出清理。即使用科学归纳法，作对比试验也是有困难。而科学实验则使得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甚至单一化。

　　在人文方面，试验的方法也不是不能用，相反，应该尽力利用，比如动物社会学，动物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就很成功，这些方法可以直接给接近的人文科学提供借鉴。

　　数量分析的方法在人文中运用意义很大，比如现在的政治，在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对统计学颇为依赖，即使在政治活动中也是用数量方法。可以说，在现代政治中如果没有数量方法，很容易把国家导入万丈深渊。

　　解释的方法是指，对那些不可观察的研究对象，可以在观察其有关现象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或者提出一个假设，然后按照理论来设计实践方案，如果在实践中取得进步，那么就认为对象的存在是合理的。或者认为观念有正确性。

　　这或许是，实验和实践的区别。实验要求直接看到研究对象的存在，以及它的存在本体，而实践不要求，实践所依据的对象可能还不被当时的认识能力所直接观察到，也就是他还可能指是纯粹的自在物。

　　也就是说解释的方法，固然可以不要求实验，但是应该结合实践。不要求用实验给予它精确性，但是必须用实践来证明他的存在。至少存在一个自在之物。事实上，我们对某物的认识，人许多层次，首先是认识到自在之物的存在，其次是认识到它的可直观的存在。最后是认识到他的内在的微观的全部属性和内在的微观的存在。

　　宗教就是这样的，用实验的方法，那么可以认定上底部存在，但是如果用解释的方法则比较复杂。

　　宗教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程广云老师认为，宗教里面有迷信，但是宗教不等于迷信;科学一般不是迷信，但是科学里面也有迷信。我认为科学和科学家不是一回是，在科学家里面迷信更多，甚至有的科学家，在思维方式上面，他的脑子里面都是迷信。在正常的科学理论中的谬误问题，也是和有趣的，事实上，没有一个科学理论中不包含谬误，即使在爱因斯坦的光速度假设，也可能有问题。最近有报道说光速也是变化的。科学中不仅有谬误，而且充满迷信。例如过去对科学的精度问题就充满迷信，最新的科学观念认为，测不准，不精确是科学的重要现象。事实上，科学在宏观世界里面也是不精确的，更不用说在宇观和微观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哪一个日常行为以及日常用品是精确的呢?完全没有。事实上，所谓精确只不过是假设，只有在数学假设中，才存在精确，或者说在纯粹数学中，才有精确。但是无理数的精确实际上只是可以表示出来，一旦转化到现实，无理数就没法存在了。

　　宗教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知识来对待，如果这样，他还是科学的对立面吗?难道他不是科学吗?

　　我国古代宗教观就有科学性，早在周代的时候，就提出“天命糜常，唯德是辅”，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吗?佛教也很复杂，佛教的一些具体形式无疑是迷信，崇拜偶像，编造地狱。但是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程恭让教授认为佛教只有在追求无限的问题上才是宗教。事实在欧洲，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

　　宗教中的科学知识与宗教中的科学精神，以实事求是为标准。如果宗教中的理念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得到，那么就应该认定它是科学的。

　　宗教自身也在进步，而进步的动力是什么?难道是迷信?当然不是。进步的动力是科学的精神。比如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提出了仁爱的精神，不是反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原则吗?在人民内部发生了矛盾，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仁爱。

　　因此宗教的发展完全是没有止境的，完全可以建立科学的宗教，辩证的神学。我们不仅可以要求宗教的宽容，而且要对自己要求对宗教的宽容。如果用还原主义的方法看，宗教的实质无疑是神学，但是如果全面的看，何止是伦理学，而且主要是关于人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解释的方法。以及同事实、实验与实践的关系。

　　在实事求是的方法中，不要求实验的方法，这是我国实事求是思想的局限。只要从实际存在的现象出发，就可以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它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而且实事求是，之要求从事物的现象出发，而不要求直观到事物的本体，或者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只是根据现象做出的理解，或解释。

　　但是构思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即构思必须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

　　可以用实践的概念解读实事求是的新解。事，它的意思就是做事的意思，也即实践。实，就是现实社会的意思。“实事”是指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社会实践。语言的意义受它的结构决定，在实事求是一语中，“实事”在前，“求是” 在后，说明了“求是”对“实事”的依赖。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创新依赖于对社会阅历、生活体验，包括对人性的体验，这些都是在先是社会中进行的。

　　实事求是只能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使用。在自然科学中，应该直接用实验的方法。当然在自然科学中是否都可以用实验的方法，也有待于研究。只有在人文中有于主体的作用，以及有于复杂性的作用，以及有于系统性的作用。对研究对象不能做实验，于是只能用实践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也即实事求是的方法。

　　五，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精神是针对人文迷信的良药

　　1，后现代主义是新启蒙

　　新事物的产生往往是以荒唐的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当代的人类文明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它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了很多新的形式和内容。后现代主义就是这个文明的代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接受程度或许还不是很理想，但是它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比如在教育理念中的“无错教育”，主张在教育中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设置标准答案就会束缚受教育者的思维。无错教育在美国已经相当普及，在中国也开始不断传播。这种理念就深深的渗透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先进的大学里面现在开始流行纠正“话语霸权”的现象。话语霸权是指在教学中，不仅要由老师发出正面的信息，而且要鼓励学生传递自己的信息，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愚蠢的，还是有启发性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后现代的东西有人害怕它的破坏性，但是利用好，对我们现在提倡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很有用。对我们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对于我们在经济上搞技术很有用。因此值得提倡。

　　2，后现代主义非理性就是新理性

　　后现代主义中心思想就是反对旧理性。康德探讨了理性的谮越现象，试图使理性得到提高，但是康德毕竟不是上帝，理性从此越来越谮越。所谓旧理性就是现代性所建立的理性。那些旧理性完全不是理性，但是却被人们称作理性。为什么说后现代就是对旧理性的超越?因为，现代性的实质就是所谓理性。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特别是从笛卡尔算起。所有属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6] 相反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理性深恶痛绝。福柯说，“在我看来，没有比理性更没用的了。”[7]当然它这里指是旧理性，因为理性一词，我们永远摆不脱，我们总是希望人们能够理性看待一切事物，包括理性地看待理性，看待非理性，看待后现代主义，等等。因此我们只能相对地区分新旧理性，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也不过是暂时的，即使它有合理性，也会很快成为一种陈旧的东西。旧理性的支柱是所谓对真理的独断论、语言和逻辑的确定性、基础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基本原理的某些说法。夏威夷大学的华裔美国学者郑学礼说：逻辑其实是最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演绎推理并不能增加人类的知识，归纳推理却存在不完全的缺陷。因此逻辑是不能成为科学与否的依据。后现代主义对语言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语言是逻辑的基础，如果语言都存在问题，逻辑还如何继续。

　　我们知道，在人文中，对语言和逻辑的依赖更大，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逻辑的破坏，不会真正的毁灭人文，因为人类总是需要它的，因此只能对人文起到解放作用。

　　3，多元世界和反对基础主义。

　　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直接描述世界，重视直观事物的本质，即使在科学假说和理论构思中，都要以实验和科学直观，紧随其后，因此，在自然科学中基础主义并不猖獗或者泛滥。在人文中比较特殊，基础主义比较泛滥。

　　作为旧理性，基础主义历史悠久。形式逻辑是旧理性的第一个形式，黑格尔的逻辑是旧理性的第二个阶段，而最高原理或者基础主义是旧理性的第三个形式。基础主义是指在欧洲的现代哲学以来，认为在逻辑的指导下，只要找到一个知识的起点，那么利用逻辑作推理工具，就可以找到全部知识。那个知识的起点就是“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元”。在实践中或者物质世界中，现代性哲学也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世界的根本，那么在客观辩证法的指导下，就能够抓住世界的本质。这就是本质主义。由于认为世界有个基础和本质，于是现代哲学家就呕心沥血寻找事物的最高原理。这实际上是一种真理观。黑格尔竟然认为哲学史终结于他，历史终结于普鲁士帝国。可见基础主义对思维的毒害。这种真理观是近现代许多历史悲剧的根源。毛泽东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在这种真理观下，也必然认为发现真理的人也只有一个。也必然认为有人类的大救星，虽然不说有人类的救世主。这就完成了真理的人格化，这种真理观实际比宗教都有危险性，在宗教里面还偶然讲不可知论。例如犹太教的上帝就是不可知的，这就为任何人间的封建性的思维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真理的人格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悲剧。

　　事物是多面的，对每一面的认识，都有真理的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权利，除非是人类用逻辑推理，推理出了荒谬绝伦的观念，否则，一般情况下，除非神经病患者，人类都不会故意虚构什么主观的东西。只有在基础主义之下，才会出现主观主义。

　　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习惯上求助于能够执行一元功能的、连贯的元话语来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元话语,就可以把知识的所有形式通过一种大叙事表现出来。这是现代主义的梦想。”[8]基础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积习，否定多义性和多元性，必然导致权威话语、独断论，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德留兹把多元论视为哲学的最大成就。我认为任何一种元话语都是危险的。不论是存在还是某种物体，而事实上，人类要得到科学认识，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元话语。黑格尔说哲学没有前提，难道科学就有前提吗?只要人类不是神经病，不论它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都可以找到真理。人类不应该有无谓的争斗，而应该在发现事实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人类理性的敌人，不是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即旧理性主义、本本主义，或者是极端主观主义。

　　4，逻辑中心主义的困境。按照后现代主义，客观也是没有绝对的。把客观当作绝对的，实际是把它当作本体。外部世界固然存在，但是如果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绝对的，那么就陷入了旧理性。这句话从语用学来分析，它包含几个潜在的意思。1，是什么从实际出发?应该回答是人。而人就是主观性的。2，人在做什么事情呢?应该回答，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有了主观的因素。首先人要对客观实际进行认识，这样从实际出发，就成了从对实际的主观认识出发。因为他的前提是，实际情况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

　　5，利奥塔的谬误推理

　　利奥塔主张的“谬误推理”(paralogy)也很有启蒙价值。他认为只是不应该由一个标准的模式和结论，而应该允许相互矛盾的观点存在。他还认为承认“谬误推理”还可以带来一种崇尚公正的后现代政治局面。因为,承认 “谬误推理”便必然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而一旦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又意味着放弃了恐怖。[9]

　　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国家不断进步，但是由于“左” 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致使在政治领域经常走弯路，而且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也不尽如人意。在当代高度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创新成为了宗旨，但是怎么才能创新呢?我觉得必须对人们重新启蒙，使得每个人都有自由思想的能力和欲望。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他反对一切束缚，反对一切对自由思想有阻碍的观点。甚至反对共识。利奥塔认为共识的观点必然会对异质话语进行压制,最终导致恐怖主义。结合批判哈贝马斯的“共识”观点,利奥塔指出,社会知识的语用学比科学知识的语用学要更加复杂, 在他看来,哈贝马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讨论的目的不是共识,而是“谬误推理”。在他看来,哈贝马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讨论的目的不是共识,而是 “谬误推理”。[10]如果这种理念早些流行于世界，世界上的人文领域不是能少许多悲剧吗?

　　6，统计规律与谎言。对规律的轻浮的对待，实质是科学主义的产物，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又是以绝对理性为内涵。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证明，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有一个极限的。实际上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并不是对自然的原貌的认识，不过是对自然物的分析之下的认识，而分析的结果就是脱离自然物的原貌。现代科学的测不准原理，等，更是说明现代科学的实质。因此科学主义的理性不过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场童话故事。现代科学对规律作了一个很有趣的分类，他把规律分为统计规律合非统计规律。例如硬币在抛掷中，正反面的机会是均等的，这就是统计规律。因为这种规律有根本的缺陷是，他根本不能预测某一次具体的情况。以致人们称统计学位三大谎言之一。在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发明了许多规律，包括历史规律中哪些是统计规律，哪些不是，值得我们反思。现在人们还没有认真思考，可见人类认识水平的原始性。

　　7，反本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本质主义”，则主要是指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认为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立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一旦人们认识了本质就获得了“终极真理”的观点。(注：参见[英]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马克思的哲学从时代性上讲，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哲学。那么在它里面有没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我认为，也有。马克思主义极重视基本原理。而基本原理和最高原理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语。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从来没有人明确地说过基本原理的发展问题。因此基础主义在这里也是严重的。随着历史经验和人类认识材料的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毕竟在发展，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发展问题。

　　“基本原理不发展，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改革以后，“由于思维定势，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

　　这是厦门大学经济系博士杨继国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在杨博士的《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论》一文中。该文收录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编的《28位专家学者谈劳动价值论再认识》一书中。

　　胡乔木也基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发展的。他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胡乔木文选第三卷)一文中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也不可能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的进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2003年6月)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在这句话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主语，“继承和发展”是谓语，“基本原理”是宾语。句子的主干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句话把继承和发展同时和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可见也是主张“发展基本原理”的。当然，本书可能是无意的，可能是偶然地说出了这个观点。但是不论如何，我认为，现在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然就难以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佛教哲学中讲众生平等，佛教哲学还讲：诸法平等。所谓法，广义指宇宙万物，狭义指佛教理论。我认为在任何理论都应该提倡诸法平等。实际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概括什么基本原理，都是后人从他的具体思想中概括出来。可见从文献上讲，具体思想比基本原理更重要。现代基因论证明，在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含有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而不只在生殖细胞中含有基因。当然在现代，生殖细胞的繁殖力是现实的。

　　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不断把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理论剥除掉，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重新认识。比如邓小平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结语

　　科技和人文的差异不足以否认科学精神的共享，同时，二者的差异不容忽视，在人文中应该有独立的科学精神，从而发展人文科学精神。

　　在当代科技和人文的分野加大，人文主义思潮更是方兴未艾，人文科学精神更加成为迫切需要。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理性，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特殊的意义，值得关注的其中有益的科学精神。

　　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都丰富起来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才能更加科学。

　　[1]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2] 同上，p193。

　　[3]同上，p192。

　　[4]杨春时，科学主义的僭越与科学精神的失落，厦门大学学报，200103，p83

　　[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p171。

　　[6]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美)斯蒂文·贝斯特,(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贝斯特/张志斌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P3。

　　[7]德来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