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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及对韩国改革的启示

2016.6.14

  一、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

  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主要由马普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构成。

  德国各国立科研机构具有清晰明确的分工和定位,形成了完整的国家科研体系。

  马普协会是德国最重要的基础研究机构。下属80多家研究所,在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从事前沿性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其科研工作是对以大学为基础的科研的重要补充。马普协会成立于1948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成立的Kaiser Wilhelm协会。现今,马普协会95%的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方各承担50%。自成立以来(至2014年),马普协会出了33个诺贝尔奖,其中1948年成立以来出了18位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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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The Max Planck Society  --A Short Portrait

  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目前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合同研究机构,它有59个研究所(2009年),17 000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弥补德国大学和马普协会的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之间的空白地带。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也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弗劳恩霍夫协会年经费10亿欧元,40%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其中前者占90%,后者占10%;除了40%的公共财政支持外,约30%来源于公共合同,另30%来源于产业界,形成了“弗劳恩霍夫模式”(刘立,乌丽,2012)。弗劳恩霍夫协会一个最著名的发明是MP3ZL技术,每年为该协会带来巨大的ZL收入。

  亥姆霍兹联合会主要利用大科学实施进行跨学科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亥姆霍兹联合会共由卡尔斯鲁尔科学中心、于利希研究中心、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德国电子同步辐射装置、德国重离子加速器中心、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分子医学研究中心等15个国际著名的国家级研究中心组成,员工总人数超过24,000名,年经费超过20亿欧元。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能源、地球与环境、生命科学、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以及交通与航天6个领域。每年经费预算超过20亿欧元。其中,总预算的70%左右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按9:1的比例提供,其余大约30%由各研究中心通过横向经费方式获得。

  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总预算的70%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按1:1比例提供。

  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从事研究活动的类型和经费来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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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白春礼,2013)

  从下图可以更清楚地反映马普协会与弗劳恩霍夫学会从事科研性质的差异以及经费来源的差异:马普从事基础研究,经费90%来自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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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网站)

  二、韩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改革

  韩国借鉴了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为了整合国家科研力量,合理配置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1999年起对国立科研机构进行了“大手术”(也许可以称为“断崖式”或“颠覆性”改革)。韩国把原来分散在政府各部委的国立科研机构,全部“收”起来,划分为五个研究会“科研集团”,采用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隶属于国务总理室。五个“科研集团”后来调整为三个:基础科学技术研究会(隶属于教育和科技部)、产业科学技术研究会(隶属于知识经济部)、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隶属于国务总理室)。三个研究会的理事长均由总统直接任命。[白春礼,2013, p.432; p.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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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白春礼,2013)

  韩国国立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四部分:1)中央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2)国家实验室;3)地方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4)地方政府实验室,前两者是国立科研机构的主体。截止2004年,韩国共有100家中央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53家国家实验室。[白春礼,2013, p.447]2011年,韩国为获得诺奖等原因,创建了“韩国基础科学院”(LIULI,201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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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白春礼,2013)

  2011年,韩国效仿德国马普协会创建了“韩国基础科学院”,它专做国际科研前沿的研究,只追求“顶天”,不管“立地”。(LIULI,20160609)

  韩国基础科学院实行“研究中心”管理体制,研究中心采取主任负责制。研究中心主任岗位,在全球招聘遴选顶尖科学家,招到一个就办一个“研究中心”。目前创建了26个研究中心,数学学科一个,物理学8个,化学6个,生命科学8个,交叉学科3个。这些科研中心,经费可以说是要多少就有多少,钱不是问题,你可以想做啥研究就做啥研究,关键是要放一个“大卫星”,“大炮仗”,出一个诺奖。

  三、一点评论

  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定位及经费管理,不仅对韩国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对中国科学院的改革,也具有参考价值(刘立,20110506);甚至对我国整体的国立科研机构体系改革,也具有参考价值。比如,我国缺乏一个专门从事纯粹基础研究的、专门从事面向国际科学前沿的、类似德国马普学会的国立科研机构;而很多省市近年来兴建了产业研究院,基本上是借鉴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的经验。当然我国决不能照搬照抄德国国立科研机构体系。

  我国对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改革采取的是“收”策略:对科技部863,973,支撑,重大专项及其他部委管理的共100多个国家科技计划进行了断崖式改革,划分为五类。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是否会对全国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否会采取类似的“收”改革策略,分类治理,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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