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如何救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工？
在因疫情被封控的20余天里，54岁的农民工李意（化名）没了收入，为吃药和交房租犯难。
2002年，河南老家遭冰雹侵袭，李意带着家人到北京打工。妻子身体不好，他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2017年，李意查出糖尿病，这对日常骑三轮车帮人拉货、搬家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以前有力气，搬东西没电梯都能扛上楼，现在感觉很吃力。”
更让李意感到焦虑的是，2022年5月21日起，受新冠疫情影响，他在北京的居住地封控了20余天。李意描述，那段时间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吃馒头、咸菜，喝稀饭，隔三岔五才买一两斤鸡蛋和便宜的青菜；治疗糖尿病的口服药是从药店买的，钱宽裕时一次买四五十天的量，不宽裕时只买10天的，或者换一种更便宜的药。“现在不如2020年时，那时候北京疫情没那么严重，对我们影响比较小。”
即便是在封控之前和解除封控后，李意的生意也比平时少一半。“没有疫情，人家敢用你进家搬东西，现在人家怕传染，很多小区也不让进。”李意说，“这两三个月收入顾不住了”，跟亲戚朋友借了2000多元交了房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糖尿病人不能劳累，饮食也要忌口，他很难适应工厂工作。
李意的遭遇是众多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缩影。2022年4月底，公益组织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称“协作者中心”）启动了第七轮疫情下的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动态监测评估，发现自2022年2月春节假期结束以来，以打零工等非正规就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普遍受到本轮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作量减少、收入明显减少、家庭生活开销紧张等，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影响更为严重。
复工复产后，部分地区制造业的招工数量和招工价格仍低迷。2022年6月底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显示，4月，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降至过去三年以来最低值26.9，处于“极不乐观”区间，5月及6月回升至31和30.6，但仍处于“极不乐观”区间；拆分来看，用工数量在5月和6月明显回升。与此同时，招工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不同于往年同期均有增幅，3月至5月上旬数据与上年同期持平，平均为22—23元，5月下旬恢复至时薪25元，但6月份又跌落至22元左右。上海大学讲师向宽虎表示，数据来源于制造业灵活用工的互联网平台，聚焦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的灵活用工数据。
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告诉财新，困境家庭的脆弱性是先于疫情而存在的，两年多疫情反复放大了这种脆弱性，要看到短期状态背后的长期脆弱性。
疫情影响困难农民工收入
“大部分家庭提到，今年受疫情影响更大，主要是不好找活了，家庭整体收入降低。”协作者中心社工任文欣观察到，“ 2020年，当时许多农民工回到老家过春节，还有基本的生活资料；2022年疫情多点爆发，农民工家庭发现疫情来到了自己身边，住所被封控，无法出门找工作，小孩在家上网课，在城市居住的他们，社会支持网络弱，不挣钱就有生计焦虑。”
根据协作者中心的评估报告，超过七成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影响较2020年首轮疫情影响更大，工作方面的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降低，人流量减少没有生意，受疫情防控要求和限制导致就业存在困难等，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收入明显减少。
一位在工地打零工的农民工告诉社工，因所在地区为中风险地区，工地不允许开工，打工的公司装修部也没有活儿，“原来一天能有两百多块，现在做点散活，清理工地，一天一百多，三天两头就休息”。
2022年以来，农民工余军一直在老家云南昭通的村里务农。财新拨通余军的电话时，他自述正在街上找工作，此前已经打过许多电话询问招工情况，但结果都不理想，原计划3月份去昭通附近的工地打工，但临走时又被告知，工地因疫情无法动工。
向宽虎告诉财新，他与“我的打工网”劳务经纪人访谈时了解到，核酸检测常态化成为打工者找工作时的主要挑战，无论进工厂、跨城市都需要核酸，使打工者流动受限，一些打工者选择留在老家或就近务工。
任文欣表示，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靠打零工为生，即便社区不封控，工作场所若未开放，也难以获得经济来源，曾有一户家庭父亲跑车拉客，但一出社区就遇到健康宝弹窗，影响孩子正常上学，只能在家待了半个多月。
工作量减少的同时，零工单价也在下降。有农民工对社工表示，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干20来天，不好的时候也能干十七八天，现在一个月有活不超过10天，每天收入最高也不超过180元，有时候中午还不管饭。“没想到北京今年还有120元一天的活儿，多少年都没有这么低的工资了，多少人20天才干上一两天的活儿。”
在上海，一些感染新冠病毒后治愈了的农民工也遇到了就业困境。一位在上海做劳务中介的人士向财新表示，部分企业向他们发用工要求时就会标注不接受有阳性史或者方舱史的工人，担心如果复阳可能会导致工厂无法正常开工。他说：“目前企业招工需求并不紧缺，暑假期间学生又可以出来打工，这些工人的工作更难找了。”
收入下降使得困境农民工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协作者中心的报告显示，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影响主要包括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更加明显；消费需求下降导致服务需求减少更加明显，挣不到钱家庭开销紧张；以及疫情防控导致出行和生活等受限更加明显。在另一份协作者中心所做的困境流动儿童需求评估中，也有困境家庭表示，一户家庭的儿童患有痉挛性脑瘫，因疫情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从春节到4月份一直未能去做康复训练。
纾困与救济
对于困难群体，该如何纾困？
2022年6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上表示，采取了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为困难群众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阶段性缓缴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延续执行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等措施。他表示，1—5月份，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19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8万人，同期已经向560多万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各类失业保险待遇334亿元，截至5月底，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3133万人。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同场吹风会上表示，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在原来的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补贴的标准由地方确定；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可以在务工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申请获得一次性临时救助金。一季度，全国共对因疫临时生活遇困群众实施救助137.9万人次，累计支出资金3.9亿元。
李涛认为，困境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性已常态化，应看到短期状态背后的长期脆弱性。他表示，许多农民工家庭尽管在农村享受低保，但在城市生活，支出压力高于农村；他们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因流动问题，很难在城市里享受医保且回乡报销困难，加上孩子上民办学校需要交纳学费，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困境农民工群体支出增加。
“他们这种夹心层同时被城乡悬挂起来，一旦遇到不测，风险是极大的，比本地低保户困难得多。”李涛说。
协作者中心的评估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困境流动儿童没有购买医疗保险，而那些符合社会救助政策的家庭，也因儿童随父母流动到城市异地就医，疫情之下，返乡治疗报销并不容易。一位从事餐饮业的家长告诉社工，她两个孩子的人工耳蜗已经过了更换时间，现在听力越来越差。如果回老家更换人工耳蜗，可以向残联申请费用减免，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回老家要花很多时间，做餐饮的停下就没有收入，因而迟迟没有回去。
李涛还认为，对困境农民工的救助应有家庭视角。他表示，农民工流动以家庭式流动居多，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甚至有文盲和半文盲，就业年龄偏大，疫情防控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这个群体反而被加剧边缘化。此外，困境农民工与家庭叠加在一起，更容易掉队，如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更容易出现“隐性失学”问题，“不像线下课程，孩子不去上课人人都会关心，但上网课则很难发现他究竟是否在线上课”。
根据协作者中心的调研，目前仍有10.88%的困境流动儿童没有适合的居家在线学习设备，也有12.93%的困境儿童没有充足的网络条件保障在线学习。
李涛建议，应对困境农民工群体采取更精细化的帮扶。他发现，很多地方虽提供停工补偿，但只针对那些签了劳动合同且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工人，然而困境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则是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保为主。
任文欣曾帮助三户困境农民工家庭申请失业三个月的临时救济金，但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表示，申请标准要满足“持续失业三个月及以上”。“打零工的家庭，不太可能持续失业三个月，中间会断断续续干两三天。”她说，困境家庭往往不会主动寻求支持，一些困境人群可能处于困境中却无法被发现，有关部门落实救助政策时，应更主动了解他们的情况。
李涛表示，需要理解困境农民工群体的特点，他们打零工居多，无法承受长期持续失业。在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中，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和服务仍跟户籍挂钩，使政策核实、经费流转等存在困难，建议加大改革力度。
在失业保险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前述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采取了三项常规性政策保生活，两项阶段性政策扩范围。三项常规性政策保生活，包括：一是对参保满1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二是对领金期满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大龄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三是对参保满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阶段性政策扩范围包括两项：一项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另一项是对参保不满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向财新表示，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失业群体，失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缓冲，但目前替代率偏低，补助实际效果欠佳，应提高发放额度。
甘犁表示，中国失业保险金在2020年增长15%，达到了每月人均1500元水准，但覆盖率不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推算，2020年失业人口约有2400万，而当年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是515万，也就是说仅有20%的失业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即使加上762万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口，也只有50%左右的城镇失业人口获得失业救济或者失业保险。
甘犁认为，造成领取意愿低的原因在于，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失业补助金/平均工资）过低。对于私营单位而言，替代率达到约30%，非私营部门只有不到28%，而欧美国家替代率达到了50%。
甘犁还表示，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对劳动年龄段的家庭补助救助严重不足。他研究发现，中国对老龄人口的保障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相当于人均GDP1.4万美元的国家水平，而中国对劳动年龄段人口的保障水平仅相当于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老人慷慨是好事，但对中坚力量的帮扶不够。”甘犁建议，提高失业保险保障水平，让失业保险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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