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
药监局容不下一个专家委员会
郑筱萸案和诸多假药事件注定了今年两会的热点必是药品监管。其核心问题则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证老百姓吃上放心药
。在今天（3月5日）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诸多委员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共同的感受是，这个关乎健康和生命的领域必须在一个更为平衡、更为透明的机制下运行。
此前，关于药品监管的讨论已经铺满了大街小巷。这些讨论建筑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假药事件、欣弗风波和广东佰易等恶性事件之上已经令人不安，再加上郝和平、曹文庄和郑筱萸落马更令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怀疑赖以救命的药品背后普遍存在肮脏的交易，同时也开始质疑那些曾经响亮的政策是否是一场阴谋。这场暴风雨正在成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全国政协委员们显然不希望这场暴风雨只是刮走了郑筱萸及其党羽。他们认为，政府有必要借此机会对我国的食品药品监管的深层架构进行彻底的反思，否则社会和公众付出的那些巨大代价将失去真正的意义。“谁能保证不出现下一个郑筱萸、曹文庄？”这是一片难解的疑云。
郑法雷委员说，SFDA是依照美国的FDA模样建立起来的，很多政策也是依样画葫芦，但是它却没有学习到FDA的架构精神。“多方制衡，透明运行，这是 FDA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SFDA的现实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独裁的局面，它甚至容不下一个专家委员会。”郑法雷委员举例说，原来评判哪个药好不好，能不能过关，都由专家委员会来认证，认证书上每个专家及专家组长都要签字。后来药监局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把这些规定取消了。
“现在药监局一年批1万多件，每小时批准5个，12分钟批准1个，水平怎么可能高到这样？简直是智力超人！大脑每12分钟就把1个方案考虑完了。”郑法雷委员说，药监局偶然也找专家商量，那是因为对该药太生疏了，而且是让每个专家单独写意见，没有统一意见，谁也不知道其他专家写的什么，最后结果还是由药监部门决定。“还说是参考专家意见，谁知道参考的谁的意见？”
“卫生部管医院的用药，药监局主要管厂家生产药，发改委管药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医保这部分，整个分割开来，没有有效的管理。各个部门都重视自己的权力，只从自己角度考虑，每个地方都可能有漏洞。”郑法雷委员说自己参加过发改委的活动，结果相关人员自己都承认，下面企业报来的价格，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个药5元钱还是10元，他们也不知道，根据材料定的，书面对书面，究竟真实情况是什么，也没有时间调查清楚。
“不是GMP错了，是监督机制错了”
“现在很多大众化用药进不去医保目录，很多很贵的药反而进去了，不知道药厂怎么找到这把钥匙的，这幕后有什么我们现在了解不到的机制，就不知道了。”郑法雷委员感慨说。
至今也没有谁能够完整地揭示前数年间SFDA真实的工作情况，但是无可否认那是一个权力逐步集中又逐步堕落的过程。“权力集中不一定就是坏事，但是没有监督就非常危险了。”和郑筱萸很熟悉的钟南山委员称，郑筱萸刚上来的时候决心是很大的，也是要真正干事儿的，可是最后还是倒下了。“为什么？不是GMP错了，不是地标升国标错了，是监督机制错了。”
钟南山说，我国的监督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司法、人大、政协、党内纪检、新闻。其中后两者是最要害的。他认为，在这个方面我国应该向西方学习。
以美国FDA为例。它的工作不仅要受到新闻无孔不入的监督，而且总经受着企业和消费者组织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FDA才能最大限度地不受金钱和政治的影响。“商业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目的——一方面极力赚取利润，另一方面保护消费者不受商业的野蛮行为和劣质产品的侵害。商业不可能诚实无欺地实现自我监管。这是监管机构存在的理由。可是监管机构作为行政权力，它的致命弱点是总有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清醒的认识之上，美国FDA的实践始终在平衡这两种力量。
可是，这一点没有被移植过来。不久前，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姜伟致电《南方周末》，细数“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8年恩怨”。其中带给人们的最重要的思考是，在治理药品市场乱象时，必须扩大企业谈判权。有评论指出，政府权限的“让步”，可以换回管理上的“进步”，并最终为药品市场打下一个靠“专项治理”无法实现的良好基础。一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框架搭建起来，药品企业和消费者目前的紧张关系才有望缓解，并使这个领域的民生，实实在在得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