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校长朱经武：梦想打造东方“普林斯顿”
“科学界的超级巨星”、“令世界改观的睿智人物”，这是《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对朱经武的评价。今年7月，他被美国总统布什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是该届评审委员会中唯一的华人评委。
朱经武
记者采访朱经武
朱经武（右二）和妻子陈璞（左二）出席一个捐赠仪式
生于大陆，长于台湾，学于美国，朱经武却选择香港实践教育梦想。从科学家到教育家，他的最终梦想是要将香港科技大学打造成一个东方的“普林斯顿”。
香港科技大学似乎“重现”了上世纪前半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0多年里缔造辉煌的历史，她的飞跃令人羡慕，她的务实耐人深思。国庆期间，在香港科大的校长办公室，朱经武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走进靠近大海的办公室，记者终于见到了国际知名的高温超导专家、美国科学院、美国文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先生。年过六旬的他，精神抖擞，嗓门洪亮。
他告诉记者，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不一样的梦。他出生在湖南，在台中清水镇长大。不到10岁时，一天到晚跟在维修飞机的父亲后面，担任小助手。父亲认为“西方的富强与科技有关”，此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但真正体会到科学发明的快乐，却是小学五年级的一段经历。
小学五年级自制收音机，收听到了大陆电台
当年，有钱人家才买得起收音机。好不容易等到春节前，他领到小红包，骑车到镇上买回一捆回收的旧电线，回家拆开，开始了他的科学冒险。将磁铁、各种电子管按照资料安装好，屡经实验，他竟然自己做了一台收音机。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然而，在创新的路上，布满了失败与危险。
在还是清水镇中学生时，朱经武曾计划以自己制造的马达参加科技展览。
把自己当导体，用罐头盒造出马达
他从破铜烂铁店买了电线、磁铁，再到附近垃圾堆里找了几个罐头盒，把铁皮剪成马达中间转动的部分，左右手各拿一个电极，把自己当成导体，就这样做起实验来。
电流从指间流过身体，马达开始转动，拿着电线的手也开始麻木。他笑着说，现代父母若看到孩子这样，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我同意尽可能注意安全，但你要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有很多未知数，这未知数里有很多危险。”
如果我们想样样百分之百安全的话，那社会是不会进步的。朱经武强调：“个人与社会都要有承担风险、包容挫败的心，因为常常失败里面才有成功。”
就算是失败，也会抓回一把沙
在朱经武的心中，任何事情都有所得，就算是失败，也要从失败中求取经验，切莫浪费。母亲的失败哲学，养成了他从失败中寻找机会的习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还多”，“就算是失败，也会抓回一把沙”。令他名垂青史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就是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之上的。
1986年，当他与研究团队埋头提高超导温度的时候，瑞士科学家却早已经先行一步，将超导温度由摄氏零下273度提高到了零下238度。研究结果公布时，“我们是非常失望的、沮丧的，心想，为什么我们也朝那个方向走，却被他们打败了？”但是，他马上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重复他们的结果，然后做得更好。
先前，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发现有些不纯材料有超导现象，当瑞士人抢先一步后，他决定做出纯的材料，也就是整齐排列的晶体。
1986年12月的一天早上，他开启实验室大门，竟然发现两个白金坩埚因为化学变化变成了灰烬！这两堆灰烬成为日后成功的踏脚石。
朱经武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有四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室温超导体。未来超导的技术若是成熟，就能改变人类的生活。第二个梦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物理现象。第三个梦是希望高温超导可以用在电力方面，若是可以成功，这的确会引起一个新的工业革命。第四个梦是希望能在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一个高等研究院。
作为科大校长，朱经武着重谈了他的第四个梦想——建立东方的“普林斯顿”。他正在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一个高等研究院，希望她成为全世界追求卓越创新者的一个朝圣地，而且变成中国香港、内地或其他地方的一个科学、技术、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平台。当年，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美国建成后，世界的学术重心便由欧洲转向美国。
关于普林斯顿当年是如何建成的，许多人说，因为有爱因斯坦，再者当时是二战，由于纳粹排挤犹太人，很多聪明有才智的犹太人都到美国了，现在既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世界大战，怎么还可能再建一个普林斯顿式的高等研究院呢？
“很多人都在看，成立一个高等研究院，你的愿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做得到？”朱经武表示，这些方面他们也设想了许多，在他们去年提出后，不仅中国香港、内地，在西方其他国家知道这个计划也都很兴奋。“我们是希望用类似普林斯顿大学的方式去发展。”
对话朱经武
“要Aggressive 要有冲劲”
记者：要创办一所好的大学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朱经武：第一个是要找好人。好人分三部分，好教授、好学生、好的员工，还有后勤人员也要好，但是花费的的确确是很高的（香港科技大学为政府出资的公立大学，多数员工为公务员）。
记者：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最年轻的大学，恐怕也是校园最小的知名大学。通常好的大学都有比较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科大还在成长期就成就斐然，你们靠什么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朱经武：科大有今天，主要原因是：第一，当年政府支持学校有决心；第二，找到一位很好的创校校长吴家玮，他有经验有眼光；第三，建立了很好的体制；第四，找到一批好教师；第五，招到好的学生，买到好的仪器，找到一个好的地方；还有，我们所有员工有一个共识，建一所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
记者：香港科技大学短时间内的大幅进步，跟您的办学态度有关吗？
朱经武：Aggressive，我觉得要有冲劲。中国人拿中英字典一看“Aggressive”是有“侵略性”，但是我认为这是冲劲，是对事情、对社会积极、乐观。这种Aggressive不是为达到目的，把人家踩到地上去，踩到死为止。世界这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香港科技大学也是这样，我一直说，希望我们学校变好，但是要我们的学校真的好才行，不是因为别的学校不好，我就变第一，这没有意思。
记者：您怎么看待内地的大学？他们也在积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朱经武：我对内地大学有些认识，但是并不很深刻，所以全面地说也不是太公平。过去十几年来国内的高等教育的确有很大进步，当年大家跟我聊天都说“我今天做得跟美国一样好”，或者“我做得跟剑桥、MIT相似了”。现在已经不是了，他们说“我们做的东西已经比他们好”，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学校，一定有好的学校。唯一我可以说的，从商学院来讲，我们是世界公认亚洲第一的。
记者：如果把科大与清华、北大来做一个比较，他们有哪些异同？
朱经武：我刚才说过了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在香港科大羡慕清华、北大的学生，清华、北大的学生是从14亿人口当中选出来的。我们的确有一些比较好的学生，是从680万人口当中选出来的，从统计学来讲我们是劣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也非常不错。
我们学校有一位内地学生戴小姐，有美国9家顶尖学校邀请她去，而且都是全额奖学金。
记者：科学家怎么做校长？有什么不同？
朱经武：基本上是相似的，其实我常常觉得做事情，基本等于一个做人常识的运用。当然我不是管理的专才，但我自己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当校长基本上只跟我的管理层讲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从不讲怎么做。假如出了大问题，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问题，然后一同去解决。很幸运的是，我有3位副校长，还有几个院长，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
岳父陈省身 媒人杨振宁 妻子少年即是物理天才
朱经武的夫人陈璞是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女儿，而他们结婚时的媒人则是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陈璞小时候是个天才，十几岁时就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毕业，然后到圣地亚哥分校读研究生。朱经武和陈璞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当时，朱经武正在该校读物理系研究生二年级。
陈省身打听朱经武情况
当陈璞告诉父亲与朱经武的关系时，陈省身曾特意打听过宝贝女儿的这个恋爱对象的情况。他知道朱经武的导师与杨振宁很熟悉，就通过杨振宁去问朱经武的导师：“听说你们那里有个PAUL CHU（朱经武的英文名），这个人怎么样？”朱经武的导师回答说：“PAUL IS BRIGHT，MAY IS BRIGHTER。”（“朱经武很聪明，陈璞更聪明。”MAY是陈璞的英文名。）
与陈璞恋爱时，朱经武心中曾有疑虑：女友出身“名门”，自己却来自台湾的一个小地方。对于身为数学大师的陈省身能否接受他，他并没有把握。他的几个亲密朋友同他讨论起如何获得陈教授的同意，其中一个开玩笑说，如果大师决定给未来女婿一次口试的话，那么朱经武应当把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从头到尾复习一遍。
1968年，朱经武和陈省身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朱经武赴加州伯克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陈省身夫妇当时就安家在伯克利，而且陈省身正要从波士顿讲学归来。陈璞让朱经武和她一起到机场去接父亲。当朱经武见到景仰已久的数学泰斗和善的微笑时，心中的种种顾虑顿时烟消云散。陈省身夫妇毫不反对女儿同这位农家子弟的交往。
家里两个物理学家太多，妻子转学经济
后来陈省身请杨振宁当朱经武的博士论文导师。一年后，朱经武毕业，杨振宁当了朱经武与陈璞的媒人。两人结婚时，陈璞才19岁。婚后一段时间，他们觉得，一个家里两个物理学家似乎太多了，于是陈璞转而攻读了经济学。再后来，因为有了小孩，陈璞辞职，一心相夫教子，在家里设立了一个有关经济法的咨询公司。
朱经武一周工作七天，陈璞不在乎吗？朱经武笑说：“她习惯了，她爸爸也是这样的。她以前读物理，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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