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规模和稳定统治要求中央集权，顶层设计就要求尽可能避免地方主义的滋生从而保持政令通畅，但历史上“增强中央、削弱地方”之策往往导致财权持续上收、事权不断下移，经过央地反复博弈后多变成中央汲取地方、地方汲取民间的“抽地下水”发展方式，对于上行下效的地方来说更高的财政收入才有更大的自主性，要满足“抽水”强度各地都有竭尽发展的意图，从初级发展阶段过来的发展中地区惟有大力推进重工业化才能满足这样的经济效率要求，因为即便是现代精细农业和轻工业，单位面积的投资和产出强度也仅是一般重工业的约百分之一。整个过程伴随着国进民退,这实际上就是著名的《盐铁论》的逻辑精髓。
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局限更使得我国这种“抽水”的途径加速同质化，各地的发展规划几乎都趋于雷同，“工业强省”成为省长们的共识，依循工业化国家的既有发展路径是被证明了的可行方案。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费、高排放的生活方式由于事实上符合地方利益都在逐步固化下来，最终酿成了由北及南、自东向西的大规模蔓延的雾霾。雾霾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脸上的表象”，与国进民退、权贵经济、吏治腐败等是同根同源的，往往与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同时出现。问题的肇始是规模压力，问题的后果也是规模化的。因此，不仅仅《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治理雾霾，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在治理“雾霾”，是更深层次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