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郑永年和吴稼祥在其各自的书中将大国规模治理的首要难题归结于“发展”(或“活力”)和“稳定”的关系，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同样也是难题，而且这个难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并未完整地走出这条路，没有经验可供借鉴。那么这个难题的“出口”在哪里，我希望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的西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已经累积了相当的资本、人才和治理经验，具备在大一统的国家内部地区间实现差异化发展和选择性集权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而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因为主权国家边界的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再分配极为有限，同时对于大国而言，弱化经济职能的差异化发展则意味着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真正破解这个难题，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为全球治理和生态文明发展做出的巨大的制度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