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近亲繁殖”，没那么简单
不久前，一篇题为《国内高校近亲繁殖统计表》的文章，让很多人想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学术“近亲繁殖”。之所以说它“熟悉”，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国内高校的“近亲繁殖”问题；而之所以说它“陌生”，是因为除了“国内高校学术近亲繁殖严重”这样的论断，除了“大量本校毕业生留校导致近亲繁殖”这样的概念之外，您对它还了解多少？
在上述文章中，大量数据足以说明以上提到的两点，但除此之外呢？关于学术“近亲繁殖”，真的只有这样简单吗？本报记者试图通过对具体高校、专业的分析，对此进行某些更深入的探讨。虽然受条件所限，此次探讨所涉及的“样本量”不大，但希望其中的某些结论，能够让我们在看待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时，有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质疑
三问学术“近亲繁殖”
提起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相信每一位学者都不陌生。近十几二十几年来，也不断有学者发出“要摘掉这颗大毒瘤”的声音。
2014年，随着“湖南大学出台相关规定，本校博士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须以助教身份在海外研究2年以上并通过考核”的新闻成为热点，国内对学术“近亲繁殖”的关注度也达到了白热化。
不过近些年，国内高校的引援目光开始瞄向海外，以至于某些地方院校都“敢于”到世界名校招聘毕业生。伴随这股潮流，“本校生”似乎不再是高校人才引进的重点，学术“近亲繁殖”话题好像也偃旗息鼓了。
然而，所谓的学术“近亲繁殖”，真的只是多招几个本校生和多招几个外校生这样简单吗？对于这个我们已经谈论多年的概念，有些问题是不是依然有待解答？
一问：什么是学术“近亲繁殖”
尽管我们如今对“近亲繁殖”口诛笔伐，但对于究竟什么是“近亲繁殖”这一基本问题，我们似乎并没有很明确的概念。
对于“近亲繁殖”，人们通常的理解是，一个学科、专业或学术研究团体的成员具有师承关系，或来自于同校、同导师，甚至整个学科和专业都是由师生关系的成员所组成，这种由“学术近亲”组成的研究群体关系便是“近亲繁殖”。
然而，这种“师承说”对“近亲繁殖”的边界定义得太过笼统。毕竟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高校院系和专业都不能做到成员间的零师生关系。那么，成员间具有多大比例的师承关系才能被定义为“近亲繁殖”呢？50%、80%、100%？
或许正是因为所谓的“师承”不便计算，所以长期以来，“近亲繁殖”的界定标准被简化成了一个更易计算的数字——有多少毕业生留在本校工作。但这样的标准也有很多“模糊地带”，尤其对于具有复杂情况的学生个体而言。
比如，如果把拥有本校教育经历的学生毕业留校均视为“近亲繁殖”，未免杀伤力过大。毕竟高校中存在大量“本校本科+外校硕博”或“本校本硕+外校博士”的学生，这类学生由于其求学期间存在独立的“闯荡”经历，我们很难断言他们还会存在学术上对导师过度依赖、阻碍学术创新的现象。
反之，如果“本校博士+短期访学”不被视作“近亲繁殖”，又似乎有失严谨。因为这些学生留校后，本质上还是在短期内回到原团队，一定程度上易滋生团体主义，伤害学术自由、平等。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表示，真正意义上的“近亲繁殖”，应当是毕业生完成最后的学历教育（通常为硕士、博士）后，直接留在母校继续工作。“介于学历教育与正式工作之间的短期访学，通常只有一两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成为规避‘近亲’的理由。”
然而如今，“短期访学”似乎成了高校在规避“近亲繁殖”指责时，于政策上最“合理”的途径之一。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说，几年前曾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湖南大学拒收本校博士生”事件，其实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二问：谁是学术“近亲繁殖”的“最大分子”
在此次媒体公布的《国内高校近亲繁殖统计表》中，经济学排名前16名的国内高校院系（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学科排名），近亲度高达50%以上的占70%，这或许可以理解为，2012年前后中国高校“近亲繁殖”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学术“近亲繁殖”现象非常严重。
对于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我们并不否认。但需要指出的是，简单笼统的数据统计，常常会在揭示某些事实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实。比如，如果将被统计的教师按入职年份稍作区分，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对该排名中的两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重新进行了统计。只不过在统计中，记者以2008年为界，将被统计教师分为了2008年前入职和2008年后入职两类，分别进行统计。区分是否属于“近亲繁殖”的标准，暂定为其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否在本校获得。
目前，在官方网站能查询到完整硕博教育及工作经历的教师人数，西安交大经济金融学院为118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52人。
其中，在2008年前入职该院（包含其前身陕西财经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师共有87人，获得本校硕博学位（包括任教时获得本校博士学位）的教师共有74人，近亲度高达86%。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入职的39位教师中，获得硕博学位（包括任教时获得本校博士学位）的教师共有27人，另有3人在本校毕业后在其他单位有或长或短的工作经历，近亲度高达6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08年至2018年间入职西安交大经济金融学院的31位教师中，在本校获得硕博学位并毕业留校者有16人。相较于2008年前，其“近亲繁殖”率下降到50%左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后入职的13位教师中，在本校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毕业留校者有6人。较之此前，其“近亲繁殖”率也下降到46%左右。
由此可见，当前，为高校学术“近亲繁殖”贡献了“最大分子”的，其实是2008年之前入职的教师，而2008年后入职的教师群体，其“近亲繁殖”率已经显著下降。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相较于10年、20年前，高校间人员流动的闭塞与不便，目前国内高校不论从内部政策还是外部环境，都已经大大有利于外校新鲜血液的进入。
必须承认，当前国内高校“近亲繁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但有时候趋势要比现实更重要。
三问：“客观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一个国家级团队，老中青三代皆出自本校——在记者过去的采访中，这样的组合远远不是个案。
是什么造成了如今“近亲繁殖”居高不下？节省磨合成本、看不上外校人员、制造名师效益链、当权者行使留人特权……专家们对此早有定论。但撇去这些主观原因，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现实的无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表示，学术“近亲繁殖”现象的泛滥，究其原因，还是高层次人才的数量比较少，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更困难一些，留用自己的毕业生对学术研究队伍的稳定有好处。短时期来看，这种作法对学术队伍的建设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客观因素”的确是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因素显然不能作为高校“近亲繁殖”率长期居高不下的挡箭牌，尤其是对人才吸引力较大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更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拒绝师资队伍建设的“远缘杂交”“异缘杂交”。
“与‘近亲’问题相关联，中国高校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师承’‘宗派’问题。”卢晓东提醒道。
近亲繁殖的学术好比江湖，在一个门派中不允许有不同于“师傅”的左见，然而，没有不同声音也就无所谓争鸣、创新；师弟、师妹的排位不能超越师兄，因此，即便师弟、师妹对论文的贡献大，署名却只能在师兄之后……
这样的学术生态是灰色的，显然任谁也无法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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