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跃：当代美国科教政策的变迁 从卫星危机到“9·11”
编者按：美国在二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然而，其科教的发展却有许多曲折，无论是和苏联冷战期间的卫星危机，还是冷战后“9·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印经济的强劲复苏，都对美国制定其科教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作跃以时间为主线，将美国的政策变迁与重大国际事件联系起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科技教育的发展，其关键在于科教政策的正确性以及执行的长期性，而专业的、独立的、具有批判思维的科学家是制定明智的科教政策的关键。
面对国内对苏联卫星上天的激烈反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镇定自若。原来，从当时美国U-2秘密高空侦察机所拍摄的苏联的照片可知，其国防科技实力并未超过美国，但他又不愿公开此机密。实际上，美国政府很高兴苏联帮着美国建立了空间自由的原则，这样当美国发射它的侦察卫星时,苏联就无话可说了。
在处理卫星风波时,艾森豪威尔选择了温和派科学家对危机性质的解释,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由与温和派科学家关系良好的MIT院长基里安担任，并同时任命了一个有二十来位知名温和派科学家兼职参加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简称PSAC）。更重要的是，他们多来自政府之外的大学和工业实验室。
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本营，而现代科学费用之高，联邦政府对科技的需求之大，使得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科研最主要的和责无旁贷的资助者；大学科研同时也是对军工联合体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的一个平衡；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最关键的是稳定性；联邦经费无疑会影响大学的科研方向，但大学应尽一切努力保持自主性。
总统科技政策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主要是因为大学师生，包括PSAC的大多数科学家，反对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越战和国防方针而导致政府与科学界、知识界的裂痕越来越深。
“9·11”事件重振了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萎靡不振的国防工业，反恐取代冷战，成为其科技政策的重点。但是，“9·11”事件所激起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单边主义和新技术乐观主义又导致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时候，又一次以PSAC前成员为首，由忧思科学家联盟组织的美国科学家开始批评小布什政府。
当代美国科教政策的变迁：从卫星危机到“9·11”
王作跃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美国战后科技政策历史、中美科技交流、华裔美国科学家以及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2003年获得美国科学史学会的普赖斯/韦伯斯（Price/Webster）论文奖，是该学会史上第一个华人获奖者。其专著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在伴侣号的阴影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冷战中的美国》）将在2008年由罗得格斯（Rutgers）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科技崛起
美国早期的务实精神和联邦政体导致了它的多元化发展，如建立了以实用为主的科技体制和以地方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如今，在美国依然没有设立国立大学、科技部，甚至也没有隶属于联邦政府的国家科学院，但美国设立了专利以鼓励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各联邦部门也不断开展有关的科学研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虽然成功，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却仍落后于欧洲，但是大学已经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同时，不断涌现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也开始取代爱迪生式的发明作坊，最终在美国开创了整合科学、技术、产业的创新模式。
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发展迅猛，私人基金会开始大量涌现，大学也从中得到快速发展——重视研究，选派学生留学欧洲，邀请欧洲学者到美国访问讲学或就职等。短短的10年间，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已经与德国、英国、法国并驾齐驱。
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派出的留欧学生开始大量回国，成为科技发展的新生力量；同时，由于纳粹的迫害，一大批犹太科学家被迫逃离家乡，来到美国的大学就职，更加增强了美国的科技力量，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避开了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日科技遭受重创的期间，美国却受益匪浅。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防科技在犹太科学家、欧洲人才的加盟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加速器和雷达的高速发展等。也因此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军方对大学的科技研究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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