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不断提高质量并追求卓越，需要持续的艰难改革。进步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大学校长和教师的自发行为，更加需要外界的压力，包括市场压力、舆论压力和问责压力。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全国各地中学选择SAT考试并直接赴国外本科留学的优秀学生数量直线增加，选择港大的学生和他们一起代表着生源市场日渐增长的压力。在大陆高校教育质量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预见十年后的情况，就是北大清华可选择的学生范围也将变为200名以后，复旦和交大能争取的生源也将延后，这种市场压力被大学领导者感知后会视而不见还是有所行动呢？舆论对17名省市头名选择港大的持续关注实质是对高校质量的舆论压力，但舆论压力被大学领导者感知后会视而不见还是有所行动呢？

　　问责的压力和大学治理结构有关。现在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奇妙状况。由于顶尖大学很多都是副部级，因此教育部能够行使问责权的似乎只有袁贵仁部长一人，因为其他教育部领导级别不够；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副部级领导都由中组部任命，然而，要求中组部懂得教育规律并能持续问责，似乎是一份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