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这些新兴大学，正在崛起！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国高教界发生了两件令人期待的事。
去年11月，由“芯片首富”虞仁荣捐资筹建，共计投资460亿的东方理工大学，确定落地宁波。这所定位于“高水平、创新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于2022年正式开始招收首批研究生。
同样在11月，福州市人民政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订福耀科技大学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玻璃大王曹德旺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将计划出资100亿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
近十余年来，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正有一批大学逐渐成为明日新星。
正在崛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都是近年快速崛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实力不容小觑。
这些高校的办学理念的关键词都离不开：小而精、高起点、高水平、研究型。
西湖大学作为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独立实验室（PI）制度。前沿、包容、自由的科研学术平台，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顶尖人才。
2021年，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教授吴从军、原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终身正教授程建军、原香港大学终身教授杨丹等一批杰出学者加盟西湖大学。今年年初也传来消息，“新型疫苗设计师”，国际知名病毒学家孙仁也即将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人才。西湖大学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时，不限学位、毕业年限、年龄，颇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培养过程中的轮转制和导师团，让学生能有足够的自由去探索科学。
南方科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田，自2010年建校以来，已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虽然没有“985”“211”等头衔傍身，但办学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在2022年THE中国大陆高校排名中，南科大位居全国第九；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则排在全国第13名。
2019年高考，南科大在广东省理科提前批最低投档分633分，录取分数超过大部分985高校。
南科大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备受认可，其2020届本科毕业生有65.90%选择升学，深造的学生中有60.77%为出国（出境）留学，不乏进入剑桥、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名校深造的学生。在就业的毕业生中，约三成进入世界、中国500强企业。
上海科技大学，办学8余年来的科研实力，力压一众老牌名校。在过去的2021年，上科大在体量只有别人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共计发布10篇CNS，数量位居全国第七，紧随清北复浙。
上科大同样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截至2021年12月，学校已选聘622位教授（特聘教授291位，常任教授到位312位，教学教授19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3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5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0位、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7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位。
长期“缺位”的高水平民办大学
不同于南科大和上科大，西湖大学作为第一所民办的高水平大学，在体制机制上更有一层改革“探路者”的意味。
放眼全球高教事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等一批世界名校皆为民办。
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生态中，民办高校主要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但在高层次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直到2018年的西湖大学正式成立，这才弥补了空白。
我国在高精尖的科学研究技术上遇到“卡脖子”的难题，更需要创新的体制机制来焕发生机。而民办高校在机制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最有可能打破公办高校面临的僵局。
变革，是不得不进行的。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一直面临体制机制问题的困扰。西湖大学希望做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新篇章。”施一公在西湖大学的成立大会上发言。
为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
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大学，到底有何不同？为何这类高校能带来创新？
要尽快实现“初创到一流”的使命和目标，新型研究型大学对财政的需求必然是大的。
南科大2021年的支出预算是40.73亿元，上科大的支出预算是14.44亿元。民办的西湖大学主要靠捐赠收入，2020年西湖教育基金会总收入15.90亿元，其中捐赠收入14.89亿元。
因此，选择“小而精”的发展定位似乎是当下最经济的做法：学科布局虽然有限，但直接面向解决国家重大战略和人类科学发展问题。
新型研究型大学“不得不办”，也有内生性原因。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
“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北京大学早在2006年正式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2021年初国务院、教育部设立交叉学科门类，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各高校也在加快交叉学科布局。
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是在这一变化中应运而生。这些大学的学科设置，不仅仅是跨学科，而是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领域，在应用型问题的引导下，汇聚相关的学科知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这一特点，属于吉本斯等人提出的知识生产的“模式Ⅱ”，与纯学术、学科导向的知识（模式Ⅰ）完全不同。
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制也必然需要变革。传统高校虽然也一直在尝试培养跨学科人才，但传统高等教育是以学科为其组织基础的，要变革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是艰巨的。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已等待新生力量多时。
无论是尚在襁褓中的东方理工和福耀科技大学，还是已有燎原之势的西湖大学、南科大和上科大，这批新型大学，必然为目前的僵局带来新的活力。
未来已来，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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