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请编辑们对院士制度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和副作用进行研究，如“作了会员(英国皇家学会)之后和没作会员之前的贡献哪个大”等。他认为“大量的统计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成名以后排斥青年，该选的也选不上。如果荣誉地位是终身的，当选了就保守了、懒了，不愿竞争。有些科学史对今天有一般性质意义的，也可以反映”。
1964年4月，胡乔木约请时任中科院秘书长的杜润生和中科院政策研究室的人员谈《科学简讯》的工作。他首先提出，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百姓对中科院的了解很少，中科院应该利用各种场合加强宣传。而具体到《科学简讯》，他认为“面孔多少有点太板了，内容也太单薄，可以适当刊登一些中科院内工作的消息，把值得报道的成绩讲一讲，并可以向《情况简报》《参考消息》等供稿，以扩大宣传”。他特别提出，要加强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可以刊载一些如日本和中国科学的差距、中国和别国科技政策的比较、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情况等报道，还可以隔一两期介绍一门新科学，说明它在整个科学、国民经济、国防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最后，他希望编辑和科研人员交朋友，以便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情况，他建议可以登在《情况简报》上，并鼓励编辑们“该反映的要反映，否则变软骨头了”。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十分重视中科院的宣传工作。在他的关注和支持下，《科学简讯》经常以短小精干的形式向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情况，甚至在“文革”中也继续出版，而刊载的许多文章，如打麻雀、卫星观测、代食品研究、遗传学问题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为中科院争取中央领导的了解和支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