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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江：更大的困难不在研制仪器本身
周兴江，44岁，曾在海外工作多年，先后做过德国斯图加特马普固体所洪堡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同步辐射实验室物理学者和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进光源的科学家。2004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受聘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现任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走进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对面墙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这样一句话：“依靠高价买来的现成仪器设备，跟在别人想法后面亦步亦趋，虽然容易发表SCI论文，却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这是院士在2008年给我颁发首届周光召基金会‘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讲的，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把它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周兴江说。
“在美国9年的研究让我深刻认识到科研仪器的重要性，后来就萌生了自己做的想法。”周兴江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国际刊物上看到国内院士和院士的论文，介绍了他们新发现的光源——真空紫外激光。
“我当时就很兴奋，觉得可以用这种新光源做一台新的能谱仪，性能肯定会达到国际领先，能在超导研究上有新的发现。2004年我回国后，在中科院和这两位院士的支持下，到2006年底把‘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做出来了。”
结果证明，借助于新的仪器设备，往往总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2008年，周兴江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电子耦合模式，相关论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后，两位审稿人评价很高，一审就通过了。2009年，他的团队又发现了20多年未被找到的“费米口袋”，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并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基础科学新闻”。
周兴江主持研制的先进仪器和在超导研究上的重要工作，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关注，他本人也在国际物理学界建立了声誉。目前，他正和同事们在加紧研制性能更高的第二台、第三台光电子能谱仪。
自己研制仪器难不难？“当然不容易。”周兴江认为，但更大的困难不在研制仪器本身，而是来自机制、体制上的困扰。
“首先是购买仪器零部件报关手续繁琐，要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他介绍，受我国制造业水平的限制，研制仪器所需的大部分零部件要从国外进口，海关报税时必须填免税单，而进口的零部件只要超过50美元，就必须按要求一个一个详细填写。“购买一台仪器的零部件要填写几百份、上千份免税单。而且不少免税申请不是一次就能通过，有时要反复修改，甚至要你跑到海关去解释说明，真是伤脑筋。我研制第一台设备时，光在报关上就花了3个月时间！”
我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也阻碍着仪器的自主研发。周兴江说，目前国内在科研评价上往往强调短期内发表的论文量，对自主研制仪器重视不够。研制一台复杂的仪器往往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间很难发表论文；仪器研制出来后，要先做实验、分析实验数据，之后才能写论文、送审……等发表时往往是在仪器研制完成后一两年的事情。“论文与职称评审、课题申请等密切相关，如果你三四年没有文章发表，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研制仪器的时候有压力，弄出来后压力更大！”
此外，仪器研制经费不足，而且只给研制费，不给运营和维护费，结果是谁研制的科研仪器越多，谁欠款就越多、日子就越难过。“我们搞的第一台光电子能谱仪是3年前完成的，目前还有120多万欠款没有着落。”说到这里，周兴江禁不住摇头叹息。
“困难再大也要自己做！”他话头一转，“如果自己不去做，老用别人用过的仪器，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很难拿出自己原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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