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30年孵化器还是个“孩子”？
5年前，如果向路人问起“孵化器”，知道的寥寥无几。如今，大大小小的创业孵化器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有创业孵化载体7533家，包括孵化器3255家、众创空间4298家。从1987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至今，我国的孵化行业走过了整整30年，目前，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我国的孵化器都已跃居世界首位。
成绩令人欣喜，但另一个数据同样值得关注。艾媒咨询《2016年中国孵化器市场发展概况》显示，2016年孵化器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占16.7%，亏损状态的占9.6%，面临破产倒闭状态的占1.8%。
行业极速扩张后，孵化器同质化竞争问题凸显，政策红利渐渐消失，入局者生存压力加大。
部分孵化器掉队
说到孵化器存在的问题，张游瑀首先想到的就是“盈利模式”。作为重庆原道窝克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CEO，他经常参加孵化器负责人的聚会，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拿到政府多少补贴”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孵化器从诞生伊始就和政府政策紧密相连，政府提供资金补贴和场地支持，对相关手续的办理也一路绿灯。但张游瑀发现，一些孵化器合伙人进入行业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做创新创业的事情，而是一边拿着政府的补助，一边做着“二房东”。
张游瑀算了一笔账：市场价格50元/平方米的地价，由于政策支持，孵化器团队能以30元/平方米拿下，再加上享受政府10元/平方米的补贴，成本其实只有20元/平方米，然后再以40元/平方米的价格招创业团队入驻，这样孵化器每平方米能赚20元。
在行业早期，孵化器数量有限，采取“二房东”模式的很多。一旦孵化器变成了高级物业，它的经营压力就变成了招创业团队入驻，然后收取租金。随着孵化器数量增多，创业者渐渐不够用了，“它收进来的租金不能够覆盖孵化器本身运营的成本，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垮掉。”张游瑀说。
祝孝林是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亲历了行业的这种变化。祝孝林说，他们最早做的孵化器也采用了“二房东”的模式，刚开始还能有不错的营收。但后来，祝孝林发现这样的孵化器越来越难以盈利。“如果房子不是自己的，本身就面临着房租涨价的压力。一旦控制不了成本，很容易就做亏了。”虽然享受了政府的政策红利，但祝孝林发现同质竞争越来越多，单靠租金收益并不能维持运营。
后来，祝孝林又尝试了众创空间。他记得前几年，当地政府对众创空间的扶持力度很大，给钱又给地，还经常帮助对接其它的孵化器进行合作。但尝试了一两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和政府的期望还是有很大差距。
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政府的诉求是希望孵化器或众创空间能快速吸引项目进来，在税收上有体现。他说，虽然自己曾多次说明众创空间需要三五年才能有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后往往希望短期内就看到明显成果。而且政府班子更换频次较高，政策的连续性、领导班子的理念差异都会影响众创空间的经营，“像在打游击战一样，没有一个沉淀和积累。”
除此之外，孵化器对创业项目的“孵化”功能也被不断质疑。今年8月，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受调查的海归创业者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基地和平台对其帮助非常大的仅占比11.8%，认为帮助较大的占比15.4%，合计为27.2%，不足三分之一。
“孵化平台最大的问题是奔跑的速度赶不上这些创新创业公司，所以必然会遭到创业者的冷遇。”随着“双创”的不断深入，盛景网联集团副总裁、盛景研究院院长陈勇最大的感觉是部分孵化器开始掉队了。
这位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先行者，一直在研究创新创业服务，对于行业的变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好的孵化器就像一个“路由器”，可以帮助创业者对接各种资源，提高能力。而目前一个普遍现象是，孵化器“缺少赋能的能力或者成为‘路由器’连接资源的能力”。“孵化器自身不能创新，就必然被创新创业者淘汰。”陈勇说。
北京中关村创客小镇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徐柏冬也和陈勇有相同感受，接触了许多创业者，他感到“孵化器的需求量减小了”，创业者越来越理性。孵化器在挑选创业者，创业者也在挑选孵化器，“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洗牌的问题了，一些孵化器开始倒闭了。”
“未来的孵化器不在写字楼里”
随着市场的洗牌重整，部分孵化器陷入低级孵化的“泥潭”，甚至被迫黯然离场；但也有一部分高歌猛进，并购、连锁并举，品牌形象深入人心，行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车库咖啡、创新工场、创客小镇、盛景网联……这些孵化器逐渐赢得创业者信任。
“要做品牌化和连锁化”，这是祝孝林总结的经验，而参考的对象正是北京中关村内一些孵化器品牌。有品牌背书、在资本市场有影响力、又有丰富的对接资源，祝孝林认为，中关村内的不少孵化器已形成全链条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者时“打的是组合拳”，这样的孵化器能生存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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