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英：美国是最大的障碍制造者，坎昆会议亦不例外。共和党中期选举获胜，奥巴马政府很难在坎昆会议有积极合作姿态，更难指望其作出实质性减排承诺。二是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世界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发达经济复苏异常乏力，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当强劲。这使美欧产生危机感与忧虑，自我保护意识趋强，减排责任意愿下降，力压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加码。由此加大南北国家之间在减排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问：发达国家在历次气候会议上做出了种种承诺，但实际上这些承诺的兑现并不尽如人意。您认为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些问题上承诺与行动相背离?
邹骥：关键问题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政治意愿不足，缺乏政治远见和魄力，受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能超越利益集团利益的掣肘，在于不能勇敢、充分地承担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责任。当口头承诺能够带来选票利益和外交利益时，就“口惠”;当触及实际利益的时候，就“实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