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大牛”科学家的舍与得
“施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传说，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听说得奖时很惊讶。在我看来，那只是传说，很多科学家都是冲着这个奖项去的。这没什么不好，人就是要有志向、有理想。”施一公说。
施一公的归国理想是：第一，从事教育，影响一批年轻人;第二，在清华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培养和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基地，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中国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第三，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我国科教体制的改善。
在他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