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大牛”科学家的舍与得
【对话】
做正直的人 做诚实的学问
记者：在很多人眼中，你是海归科学家的典范。
施一公：每个科学家回国服务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能说谁是典范。我反复强调，我在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一心只为公，也不是大公无私。不要把所有的科学家都想象得十全十美，这样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科学家高不可攀，进而失去对科学的兴趣。科学是高尚的，科学家并不一定都是高尚的。
记者：也有一些人批评你回国的动机不纯。
施一公：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改变我回国的目标：培养一批有大志、敢担当的年轻人，改进、改善我们的教育科研环境。我可以豪不谦虚地说，在物质条件方面，我放弃了很多。只是，在美国我能想象到20年后的生活，也许还在做科研，也许已经在某大学担当重任，但这些离我的目标太远，不能成为我全部的追求。回国有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回国能做得更有价值。如果这样就被称为回国动机不纯，我无话可说。
记者：怎样看待学生称呼你“大牛”?
施一公：我希望多接触学生，希望学生了解真实的我，学生可以批判我，我的缺点毛病很多，爱发脾气，好顶撞，有过做错的地方。
记者：怎样理解“施一公效应”?
施一公：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然希望影响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客观上我也带动了一些人回国。改善国内科研环境的事情我从回国第一天就在努力做了。但是，我觉得效果还不够明显。
记者：如果给学生上思政课，想讲什么?
施一公：一半个人经历，一半国际形势，足矣。不讲理论!
记者：有人说，你是美国国籍，凭什么给学生讲思政课、讲爱国主义。
施一公：是爱国主义，又不是爱国籍主义。如果非要凭国籍，那杨振宁和李政道也不能讲了。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河南人》，有人说，你是美国人，不是河南人。乡情怎么能因为国籍而改变呢?!
记者：似乎你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有人说，施一公回来变了，会敬酒了。你觉得这两年自己变了吗?
施一公：脾气比过去好点了，有时候知道压一压火。但是，我还是比较容易冲动。对于来自同事朋友和外界的善意批评，我会很在意;但是对于一些无理指责甚至人身攻击，我已经学会了置之不理。我觉得我是个简单而正直的人，我会去适当地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不会失去自我，更不会失去我信奉的价值。我还是喜欢抱怨一些事情，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抱怨就坏了，我觉得敢说本身就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能说到症结之处，无论是可以启蒙大众也好，还是推动体制改善也好，都有积极作用。
记者：你说不想被行政事务捆住手脚，为什么还要做学院领导?
施一公：不做院长的话，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比如人事改革、教学改革等，无法实现我最初的想法。
记者：现在还有人攻击你吗?
施一公：比以前少多了。但总有个别人，无论我干什么，都会恶意地揣度我。有时我天真地想，如果这些人能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在清华干上几天，就不会骂我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受不了这么大强度的工作，也会了解我为什么没有时间理睬他们的无聊。也有人因为我推行改革而批评我，我的朋友善意地劝我说，一公，不要干得功过相抵了，那还不如不干。可是我认为，功过相抵没有什么不好，改革也许会做错，但是不改会更错，会失去历史赋予我们的时机。我不怕别人批评，甚至欢迎批评，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把事情做得更稳妥一些。
记者：给回国后做事的效果打多少分，给自己的努力打多少分?
施一公：做事的效果打80分，真的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差的20分还需要时间。给自己的努力打分是优良，比80分高。很多事情明知道是对的，但是做不下去，因为现行的体制和机制与应该倡导的理念还有很大的距离。
记者：对自己和学生有何希望?
施一公：做正直的人，做诚实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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