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的进口抗癌药为何这么贵
漫长审批和单独定价
进口药品在内地上市必须重新临床试验成为“研发成本的一部分”，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抗癌药赫塞汀、易瑞沙等做出最高限价
一位接近药品定价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内地药品定价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定价(如疫苗)，一类是市场调节，另一类是政府指导价，形式为最高零售价限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而ZL药都属于单独定价。目前市场流通的8000多种药品中，3000种左右的药品属于政府定价。
据《人民日报》8月报道，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一位负责人向他们表示，该公司生产的抗癌药赫塞汀内地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而相关人士却表示，赫赛汀是自主定价，无需发改委批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罗氏制药传播部的确认。
赫塞汀是靶向治疗药物的一种，用于治疗部分胃癌、乳腺癌。440毫克的赫塞汀在内地售价24500元，香港约15200元，美国约24400元，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差价约9300元，与发达国家中药价最高的美国的差价是100元。
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搜集的一份同规格的同种药在世界各地的售价表显示，中国内地并不在所有品种的价格榜首。
按照定价分类推断，赫塞汀属于单独定价，那么就要受到最高零售价的限制。而该内部人士称，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部分药物作出最高限价，赫塞汀和易瑞沙都属此类。
1998年，赫塞汀在美国批准上市，4年后，中国批准其上市。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进口药品上市前必须进行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一种已经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已经审批上市的药物，还要在中国内地重新临床试验，而仅从申请临床试验到获批，就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医生何重文认为从人种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李陶介绍，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中国患者及时参加国家临床试验等方法缩短的。罗氏公司亚太区注册总监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靶向药物在中国内地做完三期试验后，距离上市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
医药公司为上市欧美市场所做的全球临床试验中，有时会包括亚洲人种。但即使这样，在中国内地上市所需的临床试验还是不可避免。“我们非常想在全球试验中包含更多的中国病例，这样可以加速上市，但是欧美审批临床需三个月左右，而中国可能需要两年，等批完试验都做好了。”吕玉真说。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告诉南都记者，临床试验的费用是药价成本的一部分。“中国内地要求的临床试验是药物全球研发成本的一部分，尽管只占一小部分，但全球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吕玉真说。
吕玉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2000年初，有些进口药品在中国内地注册并不需要再次进行临床试验，只要提供在欧美通过的临床试验结果即可。而之后，审批时间却越来越长。
“科学谨慎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新药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时间也被滞后了，两者需要一个平衡点。”他评价道。
“有时我们刻意让外资公司来中国内地做临床研究，因为这是全部免费的，老百姓能受益几个是几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很多药我们的病人都从国外购药试用过了。”北京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晓东说。
药品注册在内地耗时漫长，成为患者赴港购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香港，医药公司只需给卫生局提供已上市国开具的证明，最多一年即可通过审批。
“制度成本一定会加上去”
17%增值税，经销商多重溢价，医院10%-15%药品加价和看不见的暗回扣
时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萧滋杰(JeffSchultz)，2008年底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内地药价高是因为医院15%的药品加价，流通领域70%的加价以及征收的17%的增值税。
尽管流通领域70%的加价不是固定值，按照现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的说法，“流通部分70%的加价只是一个范围”，因为“要经过好几道经销商”。
国药控股一位员工透露，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一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最后一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会溢价7%-8%.
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进口抗癌药物的研发成本需要10亿美元左右。从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发现合适的到上市，仅在美国，就需要10-14年的时间。上市后，每年还需缴纳ZL保护费。
而在中国内地，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说，“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中国内地药品的增值税率为17%，高于欧洲各国的平均值8.8%.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
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赫塞汀的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24854.9元，加价了15%.每卖出一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也就是说，成本越高，医院盈利越大。
“如果把15%的药品加成拿走，好多医院都活不了，因为政府只给医院5%的财政支出。以药养医是政府的问题，不是医院的问题，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张晓东说。
15%的价格是明的回扣，而在实际操作中，暗的回扣也时有发生。先后在默克(德国制药公司)和诺华(瑞士制药公司)做过医药代表的阮步雯(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在和医生的接触中，有小部分医生会直接问她有没有回扣。“我听说有的人会这么做，但我从来都说没有。”
阿斯利康2012年年报称，该公司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调查，包括销售行为、内部管控、部分经销商、与医护人员及政府官员的交往等。
“国外的公司要好一点，国内的很多公司会明目张胆给10-20%的回扣，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直接给医生。”胡育新说。
作为医药代表，阮步雯在诺华负责某药物时，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推广费，她称自己主要用来开针对某种疾病的科室会议。“会给主讲的1-3名医生一些劳务费，具体根据医生级别和讲课质量定，讲得深入的，讲课费会在2000-3000元，讲得一般的给1000元。”
学术是连接医药公司和医院的一条纽带。一位参加了2012年美国肝病年会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罗氏制药组织了五六十名医生去美国参会，但是罗氏有规定，不能安排入住带温泉、度假等字眼的酒店，行程也只能限制在会议地点。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医药贿赂”事件6月曝光后，“学术会议”也成了敏感字眼。诺华制药公关部一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现在邀请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医生都不敢参加。
相比内地进口药需要走过的层层通道，除了没有增值税，香港的诸多加价部分也不存在。何重文告诉南都记者，香港公立医院的药物都由医院管理局统一向厂家采购，在医院按原价销售，“批量采购的价格是可以商议的，此外，若药物具可替代性，价格也肯定会下降。”
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