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日本的撤侨报告，透露了新冠病毒的根本秘密
2月3日，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上班。
全国病例总量达到令人忧虑的1.7万，病亡人数突破360人，一个个令人忧虑、焦心、叹息的数字继续传来。
但在大量庞杂的数据中，需要敏锐地捕捉到希望的亮光。
事实上，经过了13天的发展，经过严防死守的排查、隔离，防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省外数据终于开始进入了转折阶段。
2月1日外省新增病例668例，比起1月31日的752例首次出现明显下降（其实31日的增量也下降了9个）。
但是很不幸，2月2日，外省病例增量又达到了722人，重新回升。
要知道，武汉500万人回乡过年，是从1月初开始的，持续到1月23日（年二九）武汉封城结束。
而nCoV病毒的潜伏期一般是2-9天，平均7天。再加上入院就诊+核酸检测确认的平均4天时间，一共11天。而武汉封城至今也已经12天了。
也就是说，此前离开武汉并已被感染的输入性病例，绝大部分病情已经显现，并得到确诊。
后面外省还将新增的，将主要是密切接触者的被传染病例了。可以预言，增量数字将会继续下降。拐点很快就要到来。
而且外省的数据报告真实充分，调查详尽，感染传播路径清楚。被感染的主要是亲属，属于家庭聚集式传播。还有一些是朋友同事。莫名其妙在本地被感染的例子很少。
其中一份密切接触警示公告
与外省6028名确诊患者相关的13.3万密切接触者（比例约1:21），均进入或结束了医学观察；武汉返回人群也大多处于居家隔离状态，显示疫情高度可控。
前所未有的特殊春节
今年的防控形势，全然不同于2003年，当时大部分省份并未出现多少“非典”病例。疫情主要集中在原发地广东和因求医被输入的北京。
大部分地区只需要隔离观察由京返回的人员，很少见到有人戴口罩。
而经过17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前所未有的高铁、高速公路、自驾、航空旅行的普及，让中国人的流动性翻了几个台阶，也大大加速了病毒的扩散速度。
国内飞机和火车旅客增长情况，目前的铁路客流量是2003年的4倍以上（单位为每年10亿人次）
尤其1400万管理人口的武汉，恰好是中国人口的1%，作为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是真正的九省通衢，交通枢纽与十字路口。
再碰上春节，多达500万可能被感染的人口分散到各地，带来空前的防控压力，这是2003年不可想象的。
而好的一面，是可以借春节长假，让14亿中国人都留在家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消除社交接触，让所有的人都尽可能的“自我隔离”，这是有效降低病毒传播的超级大招。
传统意义上的“遥远的祖国边疆”，处处都有输入性病例，也让各地政府调集大量资源防控
目前在外省，疫情已经大体得到控制，外出者也普遍都自觉带上口罩（也大幅增加了口罩需求），传播路径被全面控制。
同时，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将开工时间延长至元宵节，留下春运返程后的隔离时间，许多上班族也迎来了空前绝后15天完整的春节长假。
亟待救苦救难的武汉
如前所论，受制于医疗资源过载和诊断物资不足等技术因素，湖北、武汉目前的数据统计严重滞后。
由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陆续曝出有重症者，因缺乏床位无法收治，只能痛苦向社会求救。有的患者去世，没来得及进入疫情统计。
目前，可以接待病毒性肺炎（同时含流感与新冠的重症）的定点医院，6754张床位已经处于超饱和利用状态（实际6808人）。
昨天（2日）晚上，武汉宣布新征用一批医院，陆续开辟2183张床位，合计近9000张床位。估计仍显不足。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通过中国奇迹建设出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将提供700~1000张床位，雷神山医院将提供1000~1500张床位。
从昨天下午起，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部队管理，今天开始接收病人。解放军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承担医疗救治任务。
到4日，雷神山医院也将交付，5日起开始接收病人。这些所有医院加起来，可望提供约1.1万张呼吸科专用床位。
那么，一个不解之谜就是，武汉现在究竟有多少被病毒感染者，有多少重症肺炎患者？
曾经最早预言武汉至少有4700感染者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最新的估计是3万人。
香港大学医学院1月31日在《柳叶刀》发表一篇数学模型研究称，估计武汉在1月25日感染者已高达75815人。
这篇论文，根据从武汉到境外的人数量（每周平均国际出境航空旅客数量 3633人，一个月约10万）和发病率（至28日共78例），
另外还算出基本传染数RO是2.68（恰是各国学者主流意见均值），无干预下每6.4天数量翻番。
然后假设出国的武汉人和留在武汉的人感染率一样，推出至25号武汉已经7.58万人感染（95％置信区间为37304~130330人之间）。
武汉去年最后3个月（左）和头2月（右）的的境外航空旅行量（从武汉飞向目的城市）
当然，他们的数据把武汉视为一个1900万人口的都市圈，这明显不符实际。武汉实际常住人口1100万，管理人口1400万。
按香港学者的比例估算，到25日900万人口的武汉已感染人数应为4.38万人。
而一个署名“清华AI”的团队则预计，疫情的累积确诊人数最高值将达4.2~6万人。
有人说，学者的估算仍太显粗略。但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足够精确的的估算样本。
外国撤侨，证明大量无症被感染者的存在
各国从武汉撤侨后，均进行了最严格的全面检查。这些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是最详细的、最完整的，具有很高的参考性。
韩国撤侨368人，核酸检测确诊5人携带病毒
德国撤侨124人，核酸检测确诊2人携带病毒
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共撤侨1149人，查出16人感染病毒，比例高达1.39%。
如果只是一个国家的侨民如此，那还可能是聚集性或偶发性病例，但东西方多个不同国家侨民的被感染比例都差不多，这就相当程度能说明问题了。
其中撤侨人数最多的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报告。
第一批包机1月29日，206人中8人咳嗽和发烧。但第1次检测均显示阴性；第2次检测测出3人阳性，但只有1人有明显症状（入院时体温37.9℃，后上升到38.7℃），2人无症状。
还有1位侨民，26日在武汉出现咳嗽，抵达时低烧（37℃以下），前2次检测均显示阴性，第3次才检测出病毒阳性。但此时症状已迅速改善。到2月1日，仍然有一点咳嗽，但发热已不明显。
总共是1人较明显症状、1人轻症、2人无症状。
第二批包机1月30日，210人中13人咳嗽和发烧，但测试显示这13个人均为阴性。
而在此之外的无症状群体中，反而有2人经检测确诊阳性，但均无明显症状；
第三批包机1月31日，149人中10人咳嗽和发烧，但其中只有1人确诊，为轻症（中等程度发烧，38℃以下），另有1人无症状，却被测出携带。
也就是说，目前日本总共撤侨565人，有咳嗽发烧症状31人（比例约5.5%），其中只有3人测出携带病毒（比例约10%）。但在此之外，却另有5人无症状却携带病毒。
共计确诊病毒携带者8人，5人无症状、2人轻症（1人低烧37℃以下并自愈、1人中度发烧38℃以下）、1人有较明显症状（38℃以上）。
大部分人没有症状的病毒，这是什么疫情？
这些数据都证明，病毒感染的比例比学者们最大的想象还要高。只是统计的标准不同。
在病毒携带者中，大部分人（超过60%）毫无症状，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25%的人症状很轻，基本能够自愈。
只有约15%的人病情较重（体温超过38℃）。
另外，国内也报道了多起连续3、4次检测，才发现病毒存在的案例。
目前来看，日本对撤侨侨民的检验，是检核最全面的样本。
按流行病学的统计推算，每10万武汉流出人口中，无症、轻症、明显症状的人数分别是885人、354人和177人。
当然，用小样本数据去反推大样本，会有一定偏差。但以千人规模的样本出发，已经不会出现量级上的颠覆。
再参考检验较为严格的国内、省外各地区，可以推算出每10万武汉流出人口中，重症、病亡的人数分别为31人、0.6人（仍在发展，预计会有所增加）。
以此回推到目前900万在城人口的武汉，可以估测，携带病毒、且有明显症状需要治疗的人数在1.5万人左右，其中重症人数应在3000人左右。
因此，武汉的医疗资源在当前调配下仍显紧张。
昨天晚上，国家层面已经指出，保障湖北特别是武汉疫情防控需要是重中之重。国家已集中人力物力支持。
会议确定，要加快湖北医院和床位建设，组织更多呼吸、重症等高水平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还需同时考虑冬季流感疫情基数
当然，还需要考虑基于流感的冬季基本疫情。按公卫核算，一座1000万人的城市，每年流感季正常要有80~120万人患流感，其中至少1.2万人需要住院。
目前疫情紧张繁乱，武汉的统计数据显然空缺，但可以参考紧邻武汉城市提供的情况。
在西北方向包围着武汉的孝感，与东侧的黄冈同属武汉都市圈，联系极其紧密。目前疫情人数规模仅次于武汉，分列全国第三、第二位。
根据孝感市长介绍的情况，从1月22日到至31日，全市普查了506万人（孝感2018年底户籍总人口517.54万），其中重点是39万武汉返乡人群。
凡是发热门诊留观的，和收治入院治疗的疑似病人，都纳入检测对象。
在初期，受制于检测能力，能做核酸检测的程序和门槛较高，就是发烧在37.3℃以上，再做胸部造影，完成其他病原体的检测，最后还要专家组来讨论确定。
如此严格的标准，当时从疑似病例到确诊病例之间的比率，也只是38%。
湖北卫健委曾经公布过3天的各地市发热门诊接诊量、留观数
后期，随着日检测能力增加到近400份，扩大了检测对象范围，最近几天从疑似到确诊的比率，只有18%左右。
至1月31日，孝感10天一共摸排了11524例发热病人（接诊量n倍于此），判断了1059例疑似病人（留观量n倍于此），核酸检测了3085份，最后才确诊了628例新冠肺炎（到2日增加到918人）。
地级孝感市（含云梦、应城、安陆、孝昌、大悟、汉川等县市）行政区划范围与武汉的位置关系图
同样还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撤侨的精确测量样本，可以互相对照。
从31位咳嗽发烧的人员，到实际的核酸检测，确诊携带病毒的比例仅有10%。
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武汉都市圈内80%~90%的发热病人，都只是普通感冒和流感，而不是新冠。但他们都同样需要得到治疗，尤其是重症患者。
继续深入理解流感
流感（flu）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每年冬季的12、1、2月都会到来。
科学家猜测有几个因素：
1、冬季风寒，容易失温着凉，降低免疫系统抵抗力；
2、空气干燥，人喷出的传染性飞沫中的水会迅速蒸发，飞沫因此迅速缩小，于是就形成了能够长时间滞留在空气中的小“核” ，不会轻易落地，显著增加了病毒的传播机会。
前面几篇都讲述了流感的巨大规模，但由于时间紧促，仍较为散乱，尤其是对感染人数、住院人数、因并发症病亡人数，缺乏系统、直观、清晰的展示。
因此，这里专门制作了更系统化的表格。
可以看到，流感每年在全体人口中感染发作的概率是大约1/9，高峰年可达1.5倍，平均下来大致是1/10。
在美国，一般有不到一半（约45%）的患者到医院就诊求医。由于流感本身一般不是多大的病症，只有约1.6%的感染者（占全体人口约1/700，也就是每700人当中有1人）需要住院。
但若走到了住院这一步，就比较风险了——最终病亡的概率大约是1/11，也就是每11位住院者里，有1人最终会因叠加基础疾病而去世。
当然，由于需要住院的流感患者本来就很少，光从人口比例来看，流感的死亡率也很低，一层层筛选下来，大约是1/8000的概率（从患流感人数算起是1/900）。
一般人正常很难碰见，也难以想象，更不会引发恐慌。所以才有《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引发的巨大讶异——“感冒也会死人？”
公共卫生视角与个人视角的差异
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巨大人口组成的复杂系统，特别是在人口大国、在特大城市，1/8000的比例乘以巨大的基数，就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美国年平均死亡4万人，流感高峰年死亡6万人。一座1000万人的城市，平年死亡1200人，高峰年可能会达到1800人。
这就是公共卫生统计与个人视角的重大差别。
毕竟，武汉是一座人口数量超过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匈牙利全国人口的千万人口特大城市。而一个人的日常亲友交往圈只有100~300人，但互联网则能极大地放大这一点。
公共卫生主要是关注群体的预防，临床医生和普通人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治疗。
公共卫生的视角是群体，临床医生的视角是个体；公共卫生不可脱离临床，临床也不可脱离公共卫生。
全面审视flu（流感）和nCoV（新冠）
衡量病原体的危害，包括传染性（Infectivity）、严重性（Severity）和致命性（Lethality）这几个维度。
从各方学者主流接受的传染性来看，nCoV的传染数RO是2.6~2.8之间，比flu的6要低。
被感染人数、控制难度也相对低于flu。在当下巨大的人力物力努力之下，疫情总体上的确也做到了“可防可控”。
从严重性来看，nCoV从携带病毒到需要住院的比例在15%左右，从表现病情到需要住院，更是达到了约40%。
而flu在实践中只有1.6%（多为老人）。nCoV明显高于flu，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流感完全无感，而对nCoV感到恐慌的原因。
但从致命性来看，flu从病情发作到最终去世，比例达到了1/900；
nCoV从病情表现到最终去世，目前外省比例是1/530，未来随着病程会有所增长，但预计不会超过1/400。nCoV的致命性实际仅是flu的2倍，当然两者都很低。
武汉的建筑教师万谦就是一个居家隔离治疗6天即可全家痊愈的轻症例子
可以再从临床的治疗难度上看，flu入院后病亡率达到了7%~10%，而nCoV的住院重症率才是10.5%，住院-病亡率是0.2%。
既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流感（flu）完全无感，熟视无睹，甚至一无所知，那为什么要如此恐慌从临床角度仅比流感凶险一点的新冠（nCoV）呢？
nCoV的真正棘手之处，在于对病床资源的挤兑
流感不但很多人觉得不可怕，在公共卫生视角下也不觉得很棘手。很大程度都是因为严重程度不强。
流感本身住院率低，发作又是贯穿整个流感季的。
流感季高发，在每年的12、1、2月，一共3个月、12个星期。本来就属于少数的流感重症病人，再分摊到12个星期，对病床资源的冲击就相对较小了。
但在临床实践当中，每年冬季的流感季，呼吸科的床位依然是一床难求（没有亲身经历的，可参见《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而综合日本撤侨、各地实际搜集的数据来看，nCoV发病-需住院（难以自愈）率——也就是严重性达到了40%。
传染性虽然不如流感，但在覆盖面扩大的情况下，传染人数也很多，当基数上来了，需要住院的人数随之剧增。
这样在叠加本来就高度紧张的流感高发季，顿时构成了对医疗系统的严重挤兑，床位根本不够用。
综合来说，nCoV是一种传染性中等、严重性较高、致命性较低、治疗难度不太大的新发传染病。
麻烦就出在疫情扩散对病床资源的大量突发需求上，现在武汉需要上万张床位，而且是符合“三区两隔离”的传染科床位，这对公共医疗资源构成了极大挑战。
武汉疫情，更需关注对社会资源的冲击
鉴于一般读者都缺乏对传染病和公卫视角的了解，可以顺带介绍一种正常病亡率不到2%，却与恐怖的鼠疫同列唯二甲类传染病的——霍乱。
这是一种中国人极其不熟悉的疾病，唯一听过它的机会只有从那本小说的名字上。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一般长1.5-3微米，宽0.3-0.4微米，末端有一根长长的尾巴（鞭毛）。
这是起源于印度恒河三角洲，随雨季地方性流行的传染病。病发高峰期，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一度死亡率高达75%。
19世纪，这种疾病方随海船传播到印度之外。时至今日，全世界每年约30万霍乱病例，在现代医学关照下，病死率仅1%。治疗简单到主要只是补液。
在非典、艾滋、狂犬病、炭疽、疟疾这些“乙类传染病”等面前，霍乱甚至给它们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只从临床角度，真是想破头都想不通，这种超级“弱鸡”的病症，为什么能列名唯二的甲类传染病？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那就一望即知——水是霍乱最重要的传播途径，通过污染水网和饮用水，霍乱弧菌能实现极为迅速的传播。
患者在发病期，可连续排菌5～14日，这样在发觉疫情流行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感染者。
在短期内迅速出现成千上万的的病患，短时间内对医疗物资、清洁水源以及医疗人员、救治场所等救援力量的需求，出现爆炸式增长，基本上都会直接瘫痪这个地区的应急能力。
在前现代社会比如古代印度，这完全无解，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秩序的崩溃，造成更多的死亡。即使现代社会也需要从外地调集极大力量的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霍乱能与鼠疫相提并论的原因。
最后，我还要顺带吐槽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只有整天拉稀拉到脱水，严重呕吐到虚脱，哪有什么鬼的爱情！扯淡！
传染病的危害，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患者个体的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难度，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宏观层面对社会的威胁，这也就是公共卫生出现和存在的意义。
小结
在最近一段时期，保持全民防范、从严防范的态势是必要的。对绝大部分非疫区个人来说，既要注意个人防范，也不必过度恐慌。
目前的举措都是为尽快控制病毒源，切断扩散途径，这既是增加全社会的信心，更是保证湖北以外的境内30个省市区的社会秩序和疫情稳定，从而能挤出宝贵的医疗资源。
而在非疫区基本可控的情况下，各种医疗和社会资源应该大幅度向湖北、武汉疫区倾斜，尽快降低疫区人民的苦难。
疫情当前，情绪重要，每一个个体的苦难都值得同情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可信信息的理性思考，更全面地考虑到统计数字之外的真实。
以上就是，对当前疫情最全面最根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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