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50年看今天：席泽宗的科学史
席先生视叶企孙为老师，他的学术观也受到叶的影响。
《科学时报》：其实你从天文学到天文学史也是一个转行。
席宗泽：我从哈尔滨学习俄文回来，不是去看俄文，而是去看古文，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那时对天体物理特别感兴趣，感到做一个《古新星新表》这个题目还可以，但是以后以史为专业，还认为是个很大问题，就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有意思的是，历史学界的人都反对，但搞天文的两个前辈都赞成，就是张钰哲和戴文赛，后来，我就到天文史中去了。
《科学时报》：你这么多年来只招过3个学生？听说要成为你的学生很难，要懂天文、懂外语，还要古文好？
席宗泽：是的，江晓原就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博士生。在此之前有很多人报考过，没有录取。我的原则是没有学生没关系，要招就要招好的。学科学史的人太多了，国家就要倒霉的。科学史所是招学生比较早的，从1957年开始，到1964年，断断续续招过几个，还都不错。
《科学时报》：我国天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如何？
席宗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江晓原的学生钮卫星就不错，而他也已经开始带学生了。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这个学科不需要一千个、一万个人，就是那么多资料，关键是有几个能够拿得出来就行了。
唯一的科学史院士
——席泽宗的科学史
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史部分就是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起草的。现在，叶和谭均已过世，席先生见证了科学史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过程以及与国际的交往与联系。1991年席先生膺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从1957年我国成立这个学科起，50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我国国内唯一一位科学史院士。
《科学时报》：你是我国现在唯一的科学史院士。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没有新的人选加入？
席宗泽：应该说这与我国学部的设立有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学部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成立管理学部，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管理等涵盖进去。据说国务院已经批了20个名额，并且成立“管理学组”，不如别的学科那样大，就不叫部，而叫组。但是后来中科院有些老科学家反对，就没有办成。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成立这个学组，那每次遴选都会有几个名额，就会有些人被选进去。
《科学时报》：那你是怎样被选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的？
席宗泽：我是从天文学申报的，归数理学部。我的《古新星新表》科学史界有人不承认是科学史，天文学界是承认的。现在这样做很难让做科学史的人出来，因为你必须经过学科这一关，但是学科都是前沿的基础研究，科学史很难排。现在有些科学史研究者做科学文化、编史学等，那就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了。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是他们的院士，我和刘钝就是；也很难，要有用外语发表的著作，还要有不同国家的两个院士推荐，然后再经过投票选举。
《科学时报》：怎样看我国现在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
席宗泽：科学史这个学科5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1956年制定科学史的发展规划时，根本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搞自然科学的人都不愿意来。现在，除中科院外，越来越多大学开设了这个学科。“文革”中，科学史的研究也没有停，这也许与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的“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有关系。相信当年竺老也不会想到，2005年国际科学史大会能在中国召开。
作科学史研究的机构太多了不行，但也不能太少，要有竞争。我作的古代超新星研究实际上是运用古代的材料解决现代科学上的问题，我在给科学史所最新出的文集写的序言中就说，不要讨论科学史是什么，你认为是，你就去做。
席泽宗小传
天文史学家，1927年6月9日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41年日寇侵陷垣曲后逃难到西北，在陕西洋县和甘肃兰州读完初中和高中。1946年在师长们的资助下，考入中山大学天文系。在学期间，即在广州和香港的报纸上发表科普文章20余篇，并写成《恒星》一书，于195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自1954年起，在竺可桢和叶企孙的指导下，从事天文学史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后在该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所长(1983~1988)、博士生导师。
席泽宗自选著作5种：
1．《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3．《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卷》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科学史八讲》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94年
5．《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