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康小明：开放，才能提升竞争力
高等院校一般肩负着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高校最核心的职能，社会服务则是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之上的衍生职能。高校资源的开放问题，既涉及教学与科研两类高校资源的开放，又涉及开放对象是针对社会公众还是业内同行的问题。问题的层次、讨论的重点会有所差异，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记者１３日专访了多年从事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康小明，请他对高校资源开放共享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
“高校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
“高校，从其最核心的职能看，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康小明告诉记者。他解释说，从人才培养角度看，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因为公共产品具备两个主要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高等教育并不具备上述两个特征。教育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也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私人收益率要明显高于社会收益率。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已被基本认同。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体系完全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国家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引入成本补偿。简单说来，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要交学费，就是成本补偿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康小明说。
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高校提供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准公共产品。特别是目前中国的高校这种情况体现得更为明显。他表示，美国高校科研的绝大部分是基础研究。而中国高校科研中基础性研究所占比例要远低于美国高校。当前，中国高校科研的很大比例是从事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而从性质上讲，基础研究才更偏重于公共产品，因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文章和论文等，基本上可供全社会免费或低成本共享。而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特别是试验开发，则更偏重于私人产品，其社会收益明显小于其私人收益。
从中国高校目前的财政体制看，由于成本补偿政策的存在，公立高校的经费来源正日益多元化，国家财政既没有、也不可能承担高等教育系统的全部费用。因此，高校的教学、科研资源也不可能绝对地向每一位普通公众所开放、共享。
高校资源开放应分多个层次
高校开放度的问题，既涉及教学与科研两类资源开放的问题，也涉及开放对象是针对社会公众还是业内同行这一问题。为此，康小明对４种情况逐一进行了分析。
针对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公众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教学资源的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通公众以及高校所在地区，还是很难享受到低廉的、或是免费的由高校提供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他介绍说，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公立高校同时为当地普通公众或社区提供公益性质的教育和培训服务已经非常普遍。二是像高校的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在国外往往是定期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甚至是长期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而在中国高校这些目前还很难做到。
“教育资源面向业内开放情况又如何呢？”针对记者的问题，康小明表示，目前即使在同一所高校内部，其教学资源对校内各个院系开放共享的程度，也还远远做得不够。更别说，高校之间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高校间的有形和无形壁垒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这又进一步导致目前中国的高校资源，一方面存在投入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已有资源的利用不足，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他说。
康小明告诉记者，对于科研资源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在国外也主要表现为一些实验室设定公众开放日，供公众免费参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开放度非常高，也非常规范化、制度化。中国高校的科研资源在对公众开放上也已经开始在做。比如，北大、清华都有开放日。但存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实验室的财政保障机制是不同的。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基本上是靠项目性经费来支撑运转的，国家给的经常性财政经费很少，因为缺乏稳定而必要的经费支持，对公众开放所需花费的经费都需要由高校或实验室自己解决，因此就很难像美国的实验室一样做到开放的规范化、制度化，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科研资源面向业内开放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康小明说，“但在国外这基本上不成为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美国，其国家实验室很多是采用代管的模式，属于政府所有，委托大学管理。其经费来源实行全额预算。因此，在美国，使用很多高校的实验室，只需提出申请，基本上都可以享受到“国民待遇”，可以一视同仁地使用科研设备。而在中国，即使同一所高校的不同院系之间使用科研仪器设备所需缴纳的费用，都很可能跟本系内部人员使用所需缴纳的费用不一样。更别说，在高校间跨校使用科研仪器设备了。
他告诉记者，科研平台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涉及科研设备的共享、实验数据、资料的共享。而这也是当前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高校科研平台的封闭现象还非常严重。”他表示：“这也加剧了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之间、不同高校之间对科研设备的重复购买。这样从一个学校的角度看，不同院系之间科研设备的重复购置会导致学校资源的浪费，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甚至是国家创新系统看，则是国家教育科研经费的浪费”。
“目前，这种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因为这种经费的投入都是由国家公共财政来买单，所以就要更注意提供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减少重复投资和浪费等现象。换句话说，解决当前中国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既要继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但同时也必须克服现有的体制机制问题，减少重复投资等浪费现象，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科研资源的使用效率。”康小明说。
开放，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
他告诉记者，高校资源的开放问题，不仅仅停留在针对普通公众的开放层面。更深层次的，已涉及到中国高校后续发展的问题，以及中国未来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问题。
他表示，如果中国高校在院系间、跨学科之间以及高校之间仍然长期处于各自封闭的状态，那最终肯定竞争不过那些国外的一流大学。高校资源开放共享的问题实质上已经涉及高校资源该如何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学科的融合和高校的发展；以及中国有限的资金和教育、科研资源该如何高效率地配置和使用，以推动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不断提升竞争实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康小明认为，高校的开放过程应遵循下列步骤，首先要实现校内资源的开放共享，然后是对业内的开放共享，最后则是面向国际的开放。他表示，与此同时，高校还应扎根立足于所在地区，积极将教学科研与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最大可能地实现“立足区域，胸怀天下”。
“开放，首先是个观念和心态的问题。高校先能够向所在区域和国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才有可能向世界开放。”他说。
此外，他表示，高校院系间缺乏资源共享机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高校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影响到学科间的交叉与汇聚。
“当然，制约目前高校开放的障碍，既有心态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康小明告诉记者，从拨款体制上看，中国目前高校的拨款体制，多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的生均定额加专项拨款的模式。现有的拨款政策中基本没有对高校的开放和资源共享提出考核要求。而在国外，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公立高校的拨款，都在一定程度上将高校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程度以及高校资源的共享程度纳入到了拨款公式的参考指标中。
此外，对高校资金使用的问责制度的缺失，也使得高校开放的动力不足。“同时，国家也应加强对高校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所需经费的支持。”他表示。
“高校加大开放力度，应该先从内部的开放做起。高校内部资源的共享、院系之间跨学科的融合等工作要做好，这些都对提升高校整体实力非常有帮助。如果这些工作都不做，却一味地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