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反感转基因，难道给转基因贴个标签就可以？
基因工程食品（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GE food），也就是通常说的转基因食品，一直是学界和公众之间存在严重意见分歧的话题。在我国，基因工程也已从普通的生物技术安全问题转变成了社会问题。
除了对基因工程食品绝对安全性的讨论外，对基因工程食品进行标识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关于对基因工程食品是否需要强制进行标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采取的态度均有差别。以基因工程作物第一种植大国——美国为例，康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作为支持强制标识的激进派，依次在2013年到2014年通过了强制标识法案，但是实际实施的就只有佛蒙特州。
而对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方式目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目录定性地强制标识，比如在中国，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番茄[2]都是需要强制标识的；另一种是定量强制标识，只要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就必需标识。
佛蒙特州的《基因工程生产的食品的标识法案》就要求对使用基因工程生产的食品，超过0.9%的根据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进行标识，标记为“部分来源于基因工程食品”、“可能含有基因工程食品”以及“含有基因工程食品”。
佛蒙特州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实例，根据基因工程食品所占比例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识。佛蒙特州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实例，根据基因工程食品所占比例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识。
美国公众最初对于这种标识的认识呈现两极分化：反转者认为强制标识会让民众觉得有标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放松对基因工程食品的警惕；支持转基因者则认为强制标识会让民众觉得基因工程食品是需要特殊标记的，是不安全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施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法案会举步维艰了。那么，法案实施之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美国佛蒙特大学教授简·科洛丁斯基（Jane Kolodinsky） [4]的最新研究表明，施行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后，美国公众对于基因工程食品的反对态度显著降低。这一研究结果近期公开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
科洛丁斯基教授从2003年起就开始追踪佛蒙特州的民众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态度，历经十余年的研究，于近日就强制性标识能否改变民众对基因工程食品态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3]。
科洛丁斯基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在佛蒙特州强制标识法案实施前的2014年到实施后的2017年，一共对7871名美国各地民众进行了4次采样。她们通过电话及网络调查的方式让人们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态度进行评分——5分代表极力反对基因工程食品，1分代表支持基因工程食品。
结果发现，强制性标识基因工程食品使信息透明化后，民众对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认可度提高，对基因工程食品的反对下降了19%，这或许意味着当人们习惯了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后，会变得不那么抵触基因工程食品了。
佛蒙特州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前后，人们对基因工程食品态度的变化——在强制标识法案实施前，佛蒙特州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抵触高于美国其他州的水平；在强制标识法案实施后，佛蒙特州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抵触减低，甚至低于美国其他州。
佛蒙特州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前后，人们对基因工程食品态度的变化——在强制标识法案实施前，佛蒙特州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抵触高于美国其他州的水平；在强制标识法案实施后，佛蒙特州对基因工程食品的抵触减低，甚至低于美国其他州。
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正好赶在美国农业部发布《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的节点上，文章观点或对2018年7月3号就截止的意见征集起到不可言说的作用。
基因工程食品已经逐渐走入平常百姓家，对相关产品的标识是实施自愿标识还是强制标识的公案一直在持续。在细则上，标识能不能覆盖消费者所认定的基因工程食品，商家会不会将标识的成本转嫁于消费者，标识的具体形式是不是醒目，标识的真假是不是容易辨别等等都需要政策制定者们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当然，标识不等同于安全或者不安全，只是说让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
也许，当人们对这种信息透明化习以为常，并不会作出过激反应的时候，对基因工程食品的大规模安全性研究才会成功面世。目前，可以期待经各方博弈之后，本夏季末美国农业部《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最终版的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