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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真的无国界吗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8/507232.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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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科技交流史：美苏科研合作的重要历史》，[美]格尔森·S.谢尔著，洪云、蔡福政、李雪连译，罗兴波审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定价：98元
一
自2022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科学文化经典译丛”，迄今已经出版《葡萄牙科学史：从中世纪大学到加入欧盟》《韩国现代化之路：工业化和技术革命》《西班牙科学史：失落的帝国》《意大利科学史：细微处的精巧》《德国技术史：从18世纪至今》《苏联发明史：从1917年到1991年》《美国技术与社会：从17世纪至今》《法国发明简史：14世纪至今》等15本，初具规模，关注日甚。
总的来说，这套译丛有如下特点。选择的书目比较新，原版出版时间均不超过10年，因而吸收了不少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情况；主要从史学角度来透视科学文化勃兴的丰富内容，包括科学史、技术史、发明史、科学语言史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史等多维透视；涉及的国家非常广，包括传统上被重视的美国、苏联的科学文化，也包括常常被忽视的韩国、葡萄牙、西班牙的科学文化，内容全面，可以查漏补缺；作者、译者队伍非常强大，作者基本上是哪国人写哪国的科学文化，而译者很多是科技史专业从业人员，他们从原始语言直接翻译而非通过英文版转译，所以翻译质量尤其是准确度得到了保证。
其中，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美国学者格尔森·S.谢尔的《美苏科技交流史：美苏科研合作的重要历史》。
首先，众所周知，在1947年至1991年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全面军备竞赛，关系十分紧张，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是徘徊在“热战”边缘。在此情形下，美苏之间的科研合作并没有完全消失，这本身便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历史。
其次，今天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新科技领域“脱钩”“封锁”的声音越来越响，因此对美苏科研合作的历史回顾，肯定会对如何应对复杂局势的思考有所裨益。
更准确地说，该书主要描述的是赫鲁晓夫主政苏联以来的美苏科技交流史，因为它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基本没提。本书的英文原版书名是From Pugwash to Putin：A Critical History of US-Soviet Scientific Cooperation，如果译成“从帕格沃什到普京：美苏科学合作的关键历史”，比中文版译名更为准确。
二
本书作者谢尔将这段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
一是深度冷战时期，即从帕格沃什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1957年，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22位杰出科学家在加拿大帕格沃什聚会，讨论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号召将科技发展引导到和平而非战争的道路上，进而掀起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帕格沃什运动。
这一时期，美苏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又称《莱西-扎鲁宾协定》），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一直都主要是美苏文化、科学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外交和法律基础；一些美苏科技交流项目出现，尤其是两国科学院之间的交流项目，一直持续到冷战解束之后。
二是缓和繁荣时期，即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美苏两国关系稍趋缓和，加之美国想将科技合作当作某种外交政策的直接工具，因而两国签订和实施了很多科研合作项目。通过科研合作，美国政府希望影响苏联的国际行为。但在这些合作项目的运作中，科学目标与外交目标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
三是制裁改革时期，即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时期，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出兵波兰以及击落大韩航空航班，美国因此制裁苏联，很多美苏政府科技交流项目被叫停，但没有禁止基层的科研合作活动。
一些美国政府中的工作人员认为，两国科研合作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方便苏联窃取美国机密。
四是苏联解体之后，即从1991年12月26日至今。这一时期，美苏科研合作实际成为美国对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科学援助，但是美国政府认为此种援助符合西方利益，尤其是能防止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扩散导致的安全危机，以及在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上传播美国价值观。
这一时期，由科学学会、非政府组织（NGO）和个人主导的科技交流活动激增。不过2014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采取行动后，多数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合作计划均大幅度放缓或者停滞。
谢尔是美苏科技交流的“局内人”，执掌和深度参与过诸多美苏科技交流项目，并采访过众多美苏科研合作项目的亲历者，依据丰富的口述资料、采访笔录和合作轶事，对上述4个阶段的演进进行了深度剖析。
三
在合作动机方面，美苏之间、不同的合作主体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科学家希望冲破阻挠，发展科学，甚至仅仅是因为喜欢合作方科学家。政府希望通过推动外交，继而影响对方，实现全球安全。企业则是出于商业目标，为了赚钱、打开市场。
不过，不同主体的目标实现情况是有差别的：促进两国人民交流，推动民间外交，完全实现了；经济援助苏联解体后的科学家，也很成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颇有成效；在某些科学领域如引力物理学、古气候学、数学、非线性动力学等，均取得重大突破；在科研合作活动中改革科技制度，取得一些成果，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对各国重构科技制度影响不小，不过，该合作对外交政策影响不大，美国试图通过援助促进苏联“美国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美苏科技交流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暴露出苏联科学的诸多问题。
交流活动的问题包括：僵化问题，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合作项目；缺乏了解，集中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科学的傲慢态度；资金问题，主要不是资金不足，而是资金结构不良；后勤问题，尤其是美苏联合地质科学考察活动的后勤不力；保密问题，相互刺探机密；腐败问题，在美苏科研合作中尤其是苏联官员腐败严重；苏联科学体制的特点阻碍两国科研合作效率的提高。
苏联科学体制有什么特点呢？谢尔归纳了以下几点：科研完全为国家需求服务，对真理、民主关注不够；科研与教育分开，科学院系统从事科研，大学主要管教学；对军方依赖严重，军方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旺盛；资金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分配，缺乏竞争机制，效率低下，腐败不公；科学家待遇很好，尤其是科学院院士，但学术自由不够；国外期刊论文管控，跟不上世界科技发展速度。
当然，本书作者是美国人，带着“美国视角”看问题，肯定存在偏差。如果能有位俄罗斯学者，或者深度介入美苏科技交流的俄罗斯“局内人”与谢尔合作著书，观点和分析会更加全面和客观。即便如此，本书仍提出很多创新性的观点，总结了诸多经验教训，值得结合国情仔细思考。
很多人认为，美苏科技交流结果是苏联占便宜而美国吃亏。但谢尔认为，两国交流总体上是平等、互利、互惠的。
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苏联可能获利更多。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方面，美国人获益良多，尤其是向苏联人民传播了美式生活观念。
总的来说，“当一个‘开放社会’与一个‘封闭社会’进行交流时，开放社会会成为赢家。”谢尔甚至认为美国在科技交流中“占了便宜”。无论如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总体上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设法坚持下去。
有意思的是，谢尔支持科研合作的原因，并非是一般人以为的“科学无国界”，而是因为科学有边界所以要进行交流。
在他看来，“科学无国界”的看法是一种还原主义的信仰，即将所有的科学都还原为一种通用语言，但这不是事实。在现实中，由于科学环境差异巨大，人们对待科学、思考科学的方式存在不同，因此造成不同国家之间的科学差别明显，而相互交流则能够在观念、方法等方面互补。“事实上，科学是有边界的，但它不喜欢边界。”
政府总是想通过国际科研合作实现更多的政治、外交和文化目标，但谢尔明确指出这种想法得不偿失。国际科研合作的重心是合作发展科学，而非施加某种国际影响。
为此，他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国际科技协议的政治意义在签署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将双边国家科研合作项目作为外交工具没有什么作用，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如果聚焦于发展科学目标，民间基金会、NGO和企业会有兴趣参与到国际科技交流活动中。
谢尔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无法一一赘述。对中外科技交流感兴趣的人尤其是此方面的主事者，可以找本书细细研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