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条政策，25亿元，31个“首次”，医疗科研转化究竟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总感觉这一年过得很快，但快的并不只有时间，还有国内医疗创新领域的发展。
这并不是在蹭热度，而是有真实数据作为支撑。首先从政策上来讲，2021年，我国共发布49条与医疗创新和转化相关的政策，对于科研的社会引导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其次从技术上来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在今年共有31项前沿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主要集中在新冠、癌症、康复、生殖等重度需求板块。
最后从创投上来讲。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1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9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到创下历史新高的25亿元，资本力量对于医疗早期项目的热情空前高涨。
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尤其对于正加速推进的医疗创新领域来说更是如此，但精彩的故事总要慢慢讲。所以，在这个备受瞩目的焦点板块，究竟在这一年都讲了哪些“动人心弦”的新故事?
49条政策：既要推翻“三座大山”，也要铲平其他“小山”
欲破坚冰，政策先行。
从1985年国家层面通过立法、税收政策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开始，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就一直在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我国在近37年的时间里共出台了435条与科研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政策。
尤其是在近一两年，随着创新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相关政策呼之欲出。据统计，2021年，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共出台49条政策，其中国家政策16条，地方政策33条，其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科研激励”三个焦点板块。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政策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前行业所面临的痛点。以知识产权为例，我国其实早在2002年出台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就已经在知识产权的分割上做了尝试，但始终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一直到现在，知识产权的分割不明仍然是阻碍我国医疗创新领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因此，在2021年出台的49条政策中，其中有15条都将“知识产权”列为重点内容。以国务院出台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为例，该政策明确表示要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人才和文化建设”三个核心维度发力，以此解决当前知识产权所面临的困境。
除此之外，摆在科研成果转化前进道路上的另一大难题则是技术经理人才的短缺。相比于高精尖科研型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创新和转化市场上显得更为“金贵”，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在科技经纪人才上的巨大缺口。
为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海、江苏、重庆、广州、深圳等地均在今年出台了加强培养技术转移经理人的相关规定。在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类)“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这一政策中，技术转移人才被列入上海“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这表明地方政府对于技术经理人这“最后一公里”探路者的强烈需求和高度重视。
最后一环则是对于科研人员的正向激励。在今年出台的政策中，在激励方面，除了传统地“给钱”，还有一大趋势就是“放权”，即让科研人员在自有ZL上拥有更多主动权。以今年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为例，该政策明确表示要“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
另外，在四川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这一条例中，表示“允许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技术股+现金股’形式持有股权。”
但除了这些，政策在其他细小环节也在努力。比如“优化省级科技项目评审评价”、“支持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共建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平台，推动中试熟化平台共享、共用”、“鼓励在华外资企业、外籍科学技术人员等承担和参与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等，从各个方面补齐科研成果转化现阶段的短板。
25亿元：一场投资机构与一批科学家的“赛跑”
当前，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开始将目光转向早期医疗项目。
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1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9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25亿元。在这一投资热度背后，我们看到了早期医疗项目一些新的动向。
一是生物医药领域成为早期投资热点。据统计，在今年被投的59家初创企业中，生物技术类企业共有32家，其数量刚好是医疗器械企业的2倍。
生物医药之所以能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其在技术的稀缺性，某资深投资人告诉橙果局，对于初创型企业来说，拥有创新能力和技术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所体现的“含金量”极高。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创新药当前所拥有的良好市场环境。近一两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关键性政策扶持创新药发展，具体体现在研发投入、新药审批、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这无疑对于创新药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也让投资人对于创新药有了新的期待。
二是早期项目更专注解决当下需求。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59家初创企业主要聚焦于癌症、新冠、生殖等当前处于重度需求的医疗细分领域。
以在今年完成5000万元天使轮融资的晶睿生物为例，这是一家拥有创新分子酶循环筛选技术的病原体核酸现场快检新锐企业，它的产品管线对防范新冠疫情具有突破性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今年刚刚成立的女娲生命，这是一家自主可控、拥有完整ZL授权的试管婴儿技术服务商，主要专注于辅助生殖医学的研发及应用，将在未来有效解决当前辅助生殖总体效率低、出生缺陷婴儿比例高的痛点。
三是创始人普遍拥有科学家背景。在这59家初创企业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创始人均在此前参与过科研工作，并且其教育背景主要是世界级一流高校，尤其是在生物医药企业之中，这一现象尤其明显。
比如完成超亿元种子轮融资的科镁信联合创始人史家海博士，又比如完成约6000万元天使轮融资的希格生科，其创始人团队均来自哈佛大学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除此之外还有锐正基因创始人王永忠博士、跃赛生物创始人陈跃军博士以及鑫稳生物创始人章新博士等。
其实这也符合当前医疗领域创业的基本规律。一方面是科研院所近年来鼓励一部分科学家创业，并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批科学家勇敢走出了实验室;另一方面是医疗本身就属于高精尖技术领域，尤其是在行业日益激烈的当下，初创企业更需要拥有前沿技术，因此就对创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投资机构“疯狂”扎堆早期医疗市场。据统计，在今年所发生的59起早期投融资事件中，共有107家投资机构参与投资，主要包括经纬中国、君联资本、薄荷天使基金、创新工场、元生创投、凯风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在这其中，元生创投最为积极，今年总共参与6起早期投融资事件，投资企业分别是晶睿生物、冰片科技、近邻生物、士泽生物、传信生物和锦篮基因，总投资额超过3亿元。
投资机构之所以将目光集体转向早期医疗项目，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改变。近年来，上市企业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以2020年为例，在71个上市企业中，有27个企业成立时间小于10年，这与以前医疗行业15-20年的上市周期明显大幅压缩。
当上市变得越来越“容易”，相应的，投融资的整体节奏也在加快。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1年上半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46起投融资事件，投融资总额高达927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近70%。
在这样一种“快速匹配”的投资环境下，投资机构不得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早期项目，这主要是因为当上市的步伐加快，投资界限将变得不再清晰，以往只专注中后期的投资机构，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从中间切入，只能从“0”开始培养。
因此，我们看到了红杉中国在今年11月出资5亿元独家捐赠“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我们也看到了经纬创投在今年12月宣布推出“经纬科创汇”，其目的都是希望在第一时间能接触到更多早期医疗项目。
多项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搭伙合作”才是真王道
技术永远都是核心，尤其是在封闭的医疗领域。
近年来，随着国内整个科研环境的变好，以及相关科研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开始从实验室走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医疗领域今年共有31项前沿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并都冠上了“全国首次”或者“全球首次”等字样。
比如在新冠领域，我国首个抗新冠病毒特效药在今年12月正式获批上市;比如在癌症领域，哈工大团队研发的微纳机器人首次主动靶向脑胶质瘤;比如在康复领域，北京积水潭医院在今年11月完成全球首例机器人辅助下人工桡骨远端置换术;又比如在生殖领域，北京妇产医院在今年3月完成中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患者成功自然妊娠。
这些技术突破离不开站在背后的科研团队。近年来，我们发现除了医院之外，高校、企业以及科研机构都在广泛参与到医疗领域的技术研发，并且投入和专注力相比于以往都明显提升。
然而研发的“主力军”仍是医院，据统计，在今年31项突破性技术之中，有18项技术来自于医院。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一是医院拥有天然的研发优势，有庞大的临床资源作为数据支撑;二是医院在研发上的巨大投入，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达1305.93万元，同比增长165.96%;三是“硬性指标”的逼迫力，2019年1月，科研成果转化正式纳入三级医院考核指标，医院需要肩负的创新压力比以往更加沉重。
但光靠医院是不够的。当前，国内医疗行业正处于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交叉融合、快速演变的过渡阶段，因此对于科研团队来说，想要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就需要在不同的技术维度中找到“结合点”，并将多方核心能力进行充分整合。
因此“医工结合”正在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共识。以华西医院李康博士所负责的手术机器人科研项目为例，研发团队汇集了华西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含院士在内的21位知名专家，他们专注于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在西部实现首个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化而并肩努力。
其实这样的“搭伙合作”对于各方在研发上都是有利的。以高校为例，他们在工科上非常有建树，但因很难去接触到临床资源，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对着空气去想临床场景，这无疑会加大研发的难度，也会影响最后的科研效果。
但这并不代表“合作”就意味着一切顺利，中间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即如何让两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方面，医院和高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科研体系，有着各自的操作标准和“绩效目标”;另一方面，医学和工学又是截然不同的学科种类，其思维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医院和高校都成立了自己的创新中心，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让自有的科研体系去融入到外界更多的资源，去真正搭建这样一个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1+1”大于2甚至大于100的科研效果，才能推动更多创新项目真正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道阻且长，要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国医疗创新领域当前已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行业拐点将至，创新成果“遍地开花”。
首先体现在创新力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2位，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其次体现在ZL数量上，根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20年通过《ZL合作条约》共申请了68720项国际ZL，连续第二年称冠全球。
最后是体现在行业趋势上，当前，我国创新生态链的各个环节都在更深入地参与医疗创新，也都在如何挖掘更多创新力和兑现更多创新成果方面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除此之外，我国在以政策为主的创新“软件”和以实验室为主的创新“硬件”上都在逐步向好，与美国等创新强国之间的差距正加速缩小。
但问题依然很明显。
一是“浮于表面”的医疗创新力。不可否认，当前我们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医疗创新，相应的，也诞生了很多ZL和实验室成果，但最后真正能应用到市场，或者说叫“能用的”其实是微乎其微，尤其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比如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其涉足并能产生结果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以医疗创新的“主力军”医生为例，首先，我国医生当前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临床上，尤其是对于能做科研的医生来说，其在临床上的压力就更大，所以真的很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做科研，但碍于绩效考核，又不得不去承接一些科研任务，最后的效果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还有认知上的问题。我国绝大多数医生长期处于以医院为圈层的封闭环境，如果不依靠外力，很难去接触到其他市场资源，所以很容易在研发上“走偏”，大多都是“只认技术不认市场”，其研发成果缺乏“人情味”，很难在市场应用场景落地。
二是“低不可攀”的创新转化率。虽然在ZL数量上，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位居榜首，且和第二名美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但在关键的转化率上，我们当前依然是“望其项背”，其数据不足10%，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40%左右的转换率相差甚远。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前一段提到的“创新力不足”以外，还有研发资金的问题、ZL保护的问题、转化人才的问题、流程设置的问题、市场认知的问题等等，这些痛点在时间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一种合力，在我国医疗创新和转化市场上打了一个“死结”。
三是“遥遥无期”的创新路径。当前，大家对于医疗创新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如何将这股热情应用于实际，大家都还在不断地探索之中。即便是海外有成熟可借鉴的经验，但也需要将这些“精华”与本土化进行紧密结合，因为需求不同，市场和模式必然也不相同。
站在这一维度，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一条标准化的医疗创新转化路径，因为，标准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在科研之中所面临的各项风险，可以更好地保证最后的转化成功率。
但这个路径也是有要求的。首先，这个路径一定是清晰的，即明确说明每一步该如何做;其次，这个路径是有节点的，即完成每一步都有阶段性的成果产生;最后，这个路径是可控的，即有时间周期，且具有可操作性。
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医疗创新领域将在未来五年迎来一段时间的井喷式发展，但随着市场的饱和，之后就会逐渐进入优胜劣汰的沉淀期，对科研质量的把关将会越来越严格。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想要真正抓住医疗创新的红利，创新生态链的各个参与方就需要沉下心来，去专注那些现阶段有重度临床需求或者未来有巨大应用前景的核心技术领域，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将这些创新成果转化出来，然后通过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让创新成果造福更多人。
医疗创新正当时，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加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