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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刘华杰：在恰当的时候做了点恰当的事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11/512973.shtm
《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刘华杰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年2月出版，定价：89元
■本报记者 温新红
植物的手性、植物伦理、入侵物种、植物的双名，中国民歌《茉莉花》一曲的传播，日文中的“植物学”一词是从中国学来的，在西安碑林参观偶遇瓦松，过去的北京白颐路到现在的中关村大街的变化，“庭院深深”的北京大学四院……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的笔下，植物的话题既随处可见、信手拈来，又是理性的、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
《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一书是刘华杰20多年博物实践和思考的开始，也是他博物之旅中的一站。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刘华杰，请他谈谈这本书的由来、博物在中国的变化以及他多年来“访问”大自然的历程等。
《中国科学报》：《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是你的第一本书《植物的故事》的20年修订本，你在“后记”里说内容没有完全过时，但还是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你对博物的认识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刘华杰：书中讲述的基础知识没有过时，主要修订了初版的错误，增加了若干术语的论述，原书图片大幅度精简，增加了一章有关入侵物种的。
20年前，数码相机只有少数人使用，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植物图谱书较少，所以《植物的故事》收录了大量数码相机拍摄的植物图片，算是“先行者”了。现在同类图谱较多，于是新版中只挑选了若干图片。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植物、博物的认知最主要的变化是，更加侧重从生态系统角度看植物，注意区域植物的比较，也关心入侵物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科学报》：本书从北京大学四院即哲学系所在的小院中的植物说起，让人对植物产生兴趣，接着是有关植物命名、植物术语、植物伦理等内容，每章既单独成篇，又相互关联。这样的架构可以看出那时你对博物的思考已经成熟了，是这样的吗？
刘华杰：谈不上成熟，经验积累倒是有一些。我从小就关注植物，因为我家在吉林长白山的山沟里，住户特别少，打交道最多的生命类别便是植物。2003年左右，我依然只是把植物观察、博物观察当成一项个人爱好。
作为一项爱好，不关乎专业学术。过了若干年，我才把此爱好与科学史、科学哲学、人类文明演化、反思现代性等结合起来。于是，我更加注意二阶博物的内容。
《中国科学报》：一阶博物与二阶博物兼顾，相当于你兼具实践者和理论家双重身份，这和你学哲学有关吗？
刘华杰：的确如此。对于一阶博物和二阶博物，许多人只做其中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两者都关心是有好处的。
一阶博物是“无底洞”，大自然无限丰富，花多少时间研究都不够，当然也非常有趣，令人乐此不疲，正所谓“博物自在”。可惜的是，在现代社会多数人没有发现大自然的有趣和无限美丽，他们错失了自然的恩赐。人作为一个物种，来自大自然、生存于大自然，但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了。
有人说，自然科学不是提供了大量知识、洞见吗？的确，但是这与自己亲自“访问”大自然完全不一样。我特意选择“访问”这个词，没有用“研究”这样的专门词，这是因为近现代自然科学虽然高度发达，但是在实质上没有提供人类个体对大自然的访问能力，反而有弱化的倾向。许多人对环境、生态问题不敏感，不会欣赏大自然，可能与一些访问能力的弱化有关。
《中国科学报》：你在博物方面有20多年的创作经历，从整体环境来说，现在和那时有什么不同？
刘华杰：2003年、2004年那会儿，非专业人士基本无法出版植物、博物类图书，我算运气好的。在此之前，主持《人与自然》杂志的出版家刘硕良先生向我约稿写植物、博物。2002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吕芳找到我，让我大胆地从一名普通公民、爱好者的角度写植物。这个想法放到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20多年前非常不一般。对他们，我一直心存感激。
另外，我认为博物写作要尽可能具体，时间、地点、名称等都尽可能具体。有人可能觉得啰唆，但时间久了，就能理解作者的用意。以前我交给出版社的稿子，他们会把一些具体的时间、地点、描述删除，理由是可能影响受众面，令读者认为此书只适合某一地方的人阅读。我感觉很遗憾，出版社并未理解博物写作的用意。这些年情况得到改观，大部分出版社认可了“具体”的价值，也不随便删改了。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观察博物和创作哪个更有意思？
刘华杰：坦率地说，写植物没有看植物好玩。写东西是给别人读的，我不清楚他人想知道什么，我也没有把握能否恰当地传递我所感受的东西。对许多博物人来讲，在野外观察大自然时兴致勃勃，但是回到家中开始整理、鉴定、写作时，可能会感到麻烦、厌倦。我是“中间派”，愿意把一些观感、体会分享出来。
其实，单纯读书是很难理解博物的。即使把那些著名作家如怀特、梭罗、缪尔等人的书背下来，也难说理解到几分。如果读者与作者有部分类似经验，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原作。
还有就是博物书讲究细节，没有细节则不值得阅读。因此，书中的物种要具体化，不能太笼统，有些出版单位、译者不重视这一点，在名实对应上不够认真，这等于毁了原著。
虽然水平有限，但我在写作时总是力求有一点新意，后来从史学研究中得到启示，希望自己的创作能“长寿”，即不会很快过时。科普很容易过时，但博物写作可以做到“长寿”，若干年后可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素材、史料。
《中国科学报》：你之后出版了包括自己写的和翻译的有关博物方面的书近20本，你的书在豆瓣上的评分多是8分以上。近些年国内博物研究成果可以说很丰硕，这和你的努力分不开，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刘华杰：我其实不太看重评分。我这人个性较强，认定的事情会坚定地做下去，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偶尔看看网上的点评，其实无论好评还是差评，都不要太在意，自己努力改进，做到问心无愧即可。
但是，“博物”一词，在21世纪初想恢复、复兴它，困难不小。它是一个老词儿、旧词儿，一般人不愿意用它，而我恰好看中了它的古老、朴素、有效，我认定它可以适当平衡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应该重启古老的博物的时候了。
我个人的作用很有限，回头来看，也许只是在恰当的时候做了点恰当的事情。我所接受的多学科教育，如地质学、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或许起了相当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我所鼓吹的“博物+”策略在社会上有一定效果，在出版界表现明显。
《中国科学报》：博物有很多维度，你认为其中最基础、最基本的是什么？除了植物外，你现在还关注哪些方面？
刘华杰：博物的对象至少包括星空、地质、植物、野生动物、动物行为、昆虫、生态系统等，我主要聚焦在植物上。
最基本的是个体要有自己的经验。厚重的经验是对话、评论、欣赏的基础。也就是说，了解博物必须操练起来、亲身实践，不能只从书本到书本。
我现在还观察虫子，虫子的物种数量非常大，也非常有趣。离开昆虫便无法较好地理解植物，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我的另一本新书《自然以自在》里有涉及虫子和鸟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