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子刊社论：越来越好的电休克
Merete Osler等针对电休克与情感障碍痴呆风险的探讨，与《柳叶刀·精神病学》的其他文章一样，属于就事论事的临床研究。然而这次，了解电休克治疗的文化及临床背景，对于理解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及其为何被接收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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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电休克描述
2018年4月，是Ugo Cerletti与Lucio Bini首次将电休克治疗引入现代精神科的八十周年。与一些人想象的不同，Cerletti针对这一划时代治疗的描述既缺少启发性，也不够鼓舞人心：
患者男，40岁，罹患精神分裂症，存在显著的思维形式障碍。Cerletti对其实施第一次电击后，患者出现肌肉紧张，但没有出现痫性发作。全然不顾患者“别再弄了！再弄要死人了”（“Non una seronda! Mortifera”）的叫喊，Cerletti增加了电量，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这一次，患者出现了痫性发作。
“阵挛发作期间，同事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all had their hearts in the mouths）”，Cerletti写道，“阵挛发作时，大家真的非常压抑。直到患者恢复深长的、打鼾样的吸气时，大家近乎凝固的血流终于又在静脉中通行顺畅了。”
尽管Cerletti对同事内心感受的体贴令人钦佩，但这种注意力最好还是放在患者身上。还好结果皆大欢喜：电休克迅速“理顺”了患者的思维障碍，患者随后又令人惊讶地接受了13次电休克治疗，最终治愈出院，2年后失访。
电休克极简史
《柳叶刀·精神病学》编辑对上述实验的反感之情非常明确：21世纪的研究文章如果还报告这种操作，不仅会被退稿，很可能还要对研究者进行一番调查。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当时的情境也必须加以考虑。这并不是在为过去的错误行为找借口或辩解，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所继承的想法及治疗手段，并为今天的临床实践获取有益的视角。
与现在相似，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精神科的“生意”很好，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精神分析。然而，让患者躺在沙发上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医生无比需要快速有效的治疗手段，而电休克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作用机制在当时并不明确，但现在看来可能反而是个优势：疗效既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也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全凭个人喜好，进而覆盖了更多的受众。
并且，正如医史学家Jonathan Sadowsky所记载的，电休克在当时甚至被视为戊四氮诱导发作的更人性化的替代选项；戊四氮可造成所谓的“恐惧感”，患者体验可能还不如电休克。
然而，电休克很快沦为精神科原罪——执行“终极任务”的猎物，其应用扩展至矫正同性恋，以及控制医院病房内难以管理的行为。1975年，《飞越疯人院》上映，电休克从未来主义的、人性化的、有效的精神科治疗手段，沦为残暴专制主义的速写。
任重道远
如今，电休克已经与Cerletti及《飞越疯人院》中的操作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电休克几乎仅用于治疗心境障碍；麻醉剂及肌松药的应用有效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及伤害；在英国等国家，已有严格的法律及伦理框架管理其应用。然而，今天的医生与80年前的同行一样，经常感觉缺少真正管事的治疗手段，并为此深感焦虑。
电休克的副作用究竟有哪些？是否真的利大于弊？尽管Merete Osler等的研究成果未发现电休克与痴呆的相关性，但认为有这个结果就能让大家都接受电休克，也未免过于天真。公众针对电休克的抵触由来已久；基于其历史，这种情绪也可以理解。然而，公众终究必须了解真相，而不是单纯地加以排斥；数据是必需的，但不足以促成这一转变。
此外，电休克的一些历史，包括在精神科严重缺乏治疗手段时被引入临床，令人嫌弃的不良反应，过度使用，患者的声音被忽视……对于当代精神科医师及研究者而言值得一读。了解历史即便不能完全避免精神科重蹈覆辙，至少可以推动人们去询问一些有关权威、证据及患者权利的深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