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对人体有什么伤害
拍摄一张X光胸片，当射线在检查区域曝光时其曝光率约为160毫西弗特（计量辐射度的单位）／小时，约为0．045毫西弗特／秒。以胸部肋骨骨折为例，拍摄一张胸片大约需要0．5秒，因此接受一次胸部X射线检查，患者要承受约为0．023毫西弗特的辐射量。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辐射总危险度为0．0165／西弗特，也就是说，身体每接受一西弗特（1西弗特＝1000毫西弗特）的辐射剂量，就会增加0．0165的致癌几率。因此，一次拍摄40张X光片会对人体造成0.92毫西弗特的辐射量，增加0.00001518的致癌几率。人们早就证实，电离辐射极易致癌，而X光正属于此类辐射。高夫曼首先提出假设，经过反复验证后得出结论：在美国，大量的癌症病例确系医疗辐射引起。与之相反，缺血性心脏病(又称冠心病或冠状动脉症)以前从未被人认为与电离辐射有关。如今,高夫曼的研究工作以具体数字将真相公之于众:60％以上的冠心病患者死因与医用X光有关。
1995年，高夫曼完成了一项有关乳腺癌病因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在每年经确诊为乳腺癌的18万例病人中，大约有2/3的患者病因与医用X光有关。在最近一次调查中，除了“各类癌症”和乳腺癌之外，高夫曼还重点研究了消化、呼吸、泌尿和生殖系统的癌变情况。他发现，只有女性生殖系统方面的癌症与医疗辐射没有直接联系。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证实了医疗辐射和常见绝症之间的关系，还传递出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减少医疗辐射，可以避免诱发癌症和心脏病。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还摸索出不少方法，在确保治疗效果的同时，尽量减少X光照射。
电离辐射祸福相伏
电磁辐射是指以光子束形式传播能量的过程。按照能量的递增顺序，光子束可分为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光和伽马射线等。而后3种光子束具有足够的能量，可在与原子或分子相遇时碰撞出电子，即发生电离辐射。但是，只有X光和伽马射线才能穿透人体内部器官。
高氏研究报告中的“医用X光”特指用于医疗诊断的X光，即在牙科检查、荧光检查、CT扫描、正骨、异物查找、导管和缝针放置、外科手术导引等不同的医疗过程中使用的X光，而不包括用于治疗癌症的X光。后者为了杀灭癌细胞，而增大照射剂量。
医用X光对于细胞所造成的破坏并不直接来自X射线光子，而是来自光子运动中释放出的高能电子。电子在运动过程中,漫无规律地将其部分能量传递给生物分子,导致了高夫曼所说的“化学和生物破坏”。例如，源电子使其他电子由分子中逸出，生成一股电子喷流。这就使分子处于一种高能状态，从而产生出在电离的X光条件下才有的化学反应。
这种破坏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如杀死细胞、破坏细胞内部结构，或者导致变异——对遗传分子产生难以修复的终身性破坏。假如说X光的能量确实会产生这种效果?熏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安全的或可接受的电离辐射剂量。而且，连续的X光照射所造成的破坏具有累积性，危害更大。同时，对于X光的破坏，人体自身虽然具有较好的修复功能，但也并非无所不能。
遭受X光破坏后的细胞极易诱发有机体突变。大量的流行病理分析也一再证明，这些细胞还是几乎所有类型癌症的“祸根”。然而，美国国家研究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德夫德却不以为然。在对电离辐射所造成的生物影响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他认为，将这些发生变化后的细胞定性为人类已知的各类癌症的罪魁祸首，还为时尚早。
剂量—反应：相关分析
众所周知，导致癌变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吸烟或营养不良。高夫曼提出“医疗辐射诱发多种癌症”这一假设后，为了加以论证，他必须确定所谓的“原因分数”（或称原因百分比）。
癌症和冠心病均由多种病因诱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上述绝症发作。其中，必要因素在病情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试举例，如果医用X光是75％的癌症致死病例的必要因素，那么其原因分数为75％。换言之，医用X光导致了癌症的75％的死亡率。
计算出原因分数就可探明剂量—反应比。其中,剂量指医用X光的照射量,反应指癌症死亡率。（注：此处“反应”特指死亡率，而不是死亡人数。）高氏分析法表面看起来极为简单。首先，他从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获取了全美九大人口普查区各分区的反应信息（各年龄段的癌症死亡率）。他掌握了每10万人口中不同性别的癌症死亡人数、人体不同部位癌变死亡人数，并有选择地掌握了其他一些致死原因的数据。
接下来是建立一个X光剂量数据库，这必须克服由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困难。近期，美官方公布了有关统计数据，并承认，历年来用于医疗诊断的X光剂量可能要比人们现在认为的低60％。此外，不同设备每操作一次的平均辐射剂量值也相差很大，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而数十年前的剂量数据更是难以确定。这些不确定因素累加起来，会使“平均拉德风险”（指每个辐射单位“拉德”所产生的死亡率）的统计出现严重偏差。
高夫曼则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并对其进行了严格审核，使上述难题迎刃而解。该假设是：每10万人口中医生人数越多，进行辐射检查的次数（剂量）就越多。这一假设符合人们的常识，并为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UNSCEAR）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评估研究工作所证实。这一假设还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比如说，医用X光胶片销量与每10万人口医生数量之间也大体呈此比例。
因此，由于缺少剂量的绝对数字，高夫曼利用了每10万人口从医人员的数据，来描述九大普查分区的相关剂量。幸好，各地之间的数字差异比较大。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剂量存在差异，才使得剂量—反应分析富有意义。如果各区的剂量数据完全相同，那么就无法得出“医疗辐射是癌症病因”的结论。随着分析研究的深入，另一项统计要求也得以满足：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九大分区的剂量数据相对比较稳定。
反应、剂量两组数据都具备后，高夫曼必须对其加以测试，弄清相互关系，以证明或推翻其“医用X光是导致美国人患癌致死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设。为此，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方法可用于计算出一条曲线来显示剂量—反应比。人们可以通过使剂量数值趋于零而进一步确定X光之于患癌致死的原因分数。当剂量数值为零时，相应的反应数值就是未受医用X光照射诱发的癌症死亡率，即非辐射致癌死亡率（设为N）。然后，从总的癌症死亡率（设为T）中减去非辐射致癌死亡率，其差除以总癌症死亡率，所得即为我们需要的原因分数:(T-N)/T。
分析结果，高氏得出了较高百分比的原因分数，从而证实了其假设，即医用X光是使美国人患癌的祸源。
心脏病也源自X光
从狭义上说，这项研究工作到此结束。但是，作为一名深思熟虑的学者，有必要进一步查清辐射与非癌症患者之间的联系。正如所料，他发现，在对医疗辐射做出反应方面，非恶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表现大相径庭。而冠心病死亡率则表现出与辐射之间的出乎预料的紧密关系。
科学界有一个基本观点，即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癌症和冠心病与医用X光之间惊人的相似反应，亟须有系统地加以说明。一些研究人员曾提出看法，认为诱变剂（或致突变因素）会使冠状动脉平滑肌上形成小瘤，而高夫曼就是由此入手。这一假设与其所揭示的冠心病和医疗辐射（作为一种已证实的诱变剂）之间明显的剂量—反应比颇有契合。
当然，有研究表明，诱发冠心病的其他因素很多。高夫曼本人也有过多年的研究。限于篇幅，他未作详细阐述，只是指出，冠状动脉上的小瘤和不良的血脂蛋白含量、高血压、吸烟、肥胖及机体失能、糖尿病、营养不足等因素一样，极易诱发疾病。
高夫曼一方面强调,医用X光和冠心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剂量—反应比,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研究工作“仍有待深入下去”。不过，既然已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那么，也就为将来预防心脏病和提高治疗效果创造了条件。
X光仍有用武之地
尽管X光是诱发癌症和冠心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对于维护人类健康仍然功不可没。人们应当以不牺牲X光的这些用途为前提，尽量减少辐射剂量。在高夫曼公布了乳腺癌研究成果之后，一些人颇有异议：辐射剂量早就有所减少，高氏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一方面，X光的使用大为减少，甚至被取消；另一方面，其他手段纷纷取而代之。例如，许多医院已经转而大量使用CT扫描，可是根据UNSCEAR的研究报告，其辐射剂量竟是“传统的”诊断检查手段的10倍。
值得庆幸的是，让X光扬长避短并非不可能。1998年的一份UNSCEAR报告中，列举了不少既能减少辐射剂量，又可增强X光成像效果的新技术，如使用稀土屏幕和碳化纤维材料、增大电压限值等。每项技术都能减少一点辐射量，而综合使用后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病人作为接受治疗的一方，应向医生吐露自己对于所需辐射剂量的担心，行使自己所拥有的了解如何减少辐射剂量的权利，同时与医务人员互相配合，以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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