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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教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与研究范式变革”

2021.8.10

　　洪永淼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金融计量学、中国经济、统计学。部分论文发表在Annals of Statistics, Biometrika, Econometrica, JAS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B,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2020年连续7年入选Elsevier经济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摘要

　　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为了完成这个“时代命题”，我们亟需进行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新。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结果，勾勒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阐释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意义，讨论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迫切性，提出增强中国经济学研究规范性与科学性、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交叉性与系统性的具体建议，包括重视中国经济基础数据搜集与经验典型事实挖掘、加快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等，以实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统一，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定量分析

　　1 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共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没有遵循某类既有的运行模式，也没有遵循某个成熟理论框架预先设计出的改革路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与艰苦奋斗，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创新，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方面提出了重要论断”^[1]。中国经济学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为研究对象，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为主要内容，以构建中国经济学原创理论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一点已经在国内经济学界形成了广泛共识^[2]。

　　中国经济学具有独创性和一般性两方面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国企改革与非公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双引擎”等，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具有实践的成效和理论创新的亮点。中国经济学家至少可以在四个重要领域实现独创性理论突破，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与市场关系、超大型经济体与数字经济的效应叠加^[3]。我们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并成功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独创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中国特色”中发掘共性内容与本质联系，构建一般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中国经验成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可借鉴、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泛化中国经验并提升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重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与重大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稳定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巨大成功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言，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将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一般学科规律的理论，才能以此为指导，更好地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对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实践不断拓展了当代经济学研究范畴，更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将大大丰富当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推进人类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前沿研究。最后，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炼和泛化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将能够指引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缩短“南北差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者一直扎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本土化”研究的浓厚底色从未变化，研究成果取得许多重大突破，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经济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们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将2010—2019年发表在中国高水平CSSCI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主题划分为5大类，即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经济、公司金融（参见图1）。其中，有关经济增长主题的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在2010—2019年发表于高水平CSSCI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中，“经济增长”作为关键词共出现356次，排名第一。中国学者尝试从多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原因，例如从制度变迁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4,5]，从经济史的视野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6]，基于要素贡献率的分解与测算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7]等。

　　图1 国内经济学研究主题聚类（2010—2019）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整理。

　　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者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富矿”。为了完成这一“时代命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取理论共性与一般规律，产生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尤为关键的是需要采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2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新：一个关键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随实践需要而不断深化，随学科演变而不断进步。从早期以历史分析、逻辑分析、定性分析为主，到现在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包含以数学为基础、使用数理分析工具的理论研究和以数据为基础、使用统计推断方法的实证研究。数学是逻辑推理的工具，建立在严格数学推导基础上的理论模型能够保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实证研究的目标是进行因果推断，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假说才能解释经济现实，从而保证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种双重一致性的存在使定量分析方法成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使模型成为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和经济理论的主要表示方式，使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严谨自洽的社会科学。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遵循什么研究范式？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定量分析上取得长足进步，极大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了研究质量，同时推动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2]。

　　我们以“中国经济学科高水平论文数据平台”中8本国内高水平CSSCI期刊的论文数据为基础，将论文中出现的高频词划分为“实证类”“理论类”“政策类”三个类别（分类标准参见表1），然后按照高频词的类别将论文研究范式分为七个主要类型：“纯实证”“纯理论”“纯政策”“实证与理论”“实证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证、理论与政策”。例如，划分为“纯实证”类的论文，其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至少出现了一个“实证类”高频词且不含其他类高频词；划分为“实证与政策”类的论文，其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至少包含一个“实证类”和一个“政策类”关键词，以此类推。按照这个分类标准，我们发现，实证研究正在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式：“纯实证”论文占比从2000年的7.82%上升到2020年的32.29%，增长了3倍以上；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论文（“实证与理论”）增长速度最快，从2000年的0.95%上升到2020年的10.84%，增长超过10倍；有实证结果支撑的“政策”类论文保持稳定增长，在2020年达到3.49%。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理论研究的占比不高且增长缓慢：纯理论研究的占比从2000年的2.41%上升至2020年的7.95%，增长2倍左右；理论研究中明确显示有政策相关高频词的论文比重一直很低，最高为0.58%（2016年）。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纯政策研究占比呈下降趋势，2020年仅为1.81%，与政策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增长缓慢，在2020年达到7.35%，比2000年的3.69%增加1倍左右（图2）。

　　表1 高频词分类标准

　　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整理。

　　图2 国内经济学论文的主要类型（2000—2020）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整理。

　　研究范式变革与研究方法创新，特别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合理使用是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我们从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三个角度阐述其原因：

　　首先，定量分析方法是经济科学科学性的重要体现。要科学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必须依靠定量分析方法。40多年来，当代经济学研究不再主要依据未经数据验证的理论模型推测经济行为和解释经济现象，而是基于经济数据（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等），通过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从数据中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取得了许多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创新。研究发现^[8]，发表在经济学国际期刊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至今天的50%以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实证革命”（Empirical Revolution）或“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这场研究范式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经济学的因果推断，即利用数据和计量分析工具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或经济假说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实证革命”的本质是使经济学研究符合科学研究范式，从而提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使经济学能够通过统计推断发现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本质联系，通过实证检验剔除错误的理论与假说。同时，“实证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能够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活动，如同一门“社会工程学”，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甄别无效的经济政策与公共政策，为制定正确有效的经济政策与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其次，随着数据资源的快速积累与可获得性增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可行性。实证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数据库建设。以《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为例，在2010—2019年中使用率最高的数据库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共有78篇论文使用该数据库；其次为《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产生了20篇论文（参见表2）。在大数据时代，万物皆可互联，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可以使用大数据来描述。大数据具有规模性（volume）、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准确性（veracity）等特征，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大量生动案例和研究素材^[9]。通过对海量大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获得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经济现象背后蕴含的一般规律。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数据革命”的不断发展，经济学中实证研究占主导的趋势必将不断加强。由于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优势，中国在大数据资源方面与西方先进国家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为中国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巨大的应用空间，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实现赶超创造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表2 2010—2019年《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中数据库使用信息

　　*数据来源：CNKI，由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整理。

　　第三，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一个“卡脖子”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研究范式变革和研究方法创新，科学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虽然国内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非常活跃，并产生了不少具有深刻思想性和重大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目前聚焦中国问题并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依然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应用中国数据说明一个西方经济学一般问题，缺乏从中国问题中抽炼一般经济规律的研究^[10]。在2010—2019年，以中国内地机构为署名单位、发表在世界5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共有45篇，其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仅有13篇，占比为28.9%，其中AER 5篇，JPE 4篇，QJE 3篇，RES 1篇。此外，论文的研究合作模式也相对单一，大多以内地—海外机构合作为主。在2010—2019年间由内地学者独立发表或者内地机构之间合作发表在世界5大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中国问题相关论文数量为零。鲜有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为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接受，鲜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11]。这其中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采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还没有跟上当代经济学发展潮流，需要进行变革和创新。另一方面，滥用、误用数学模型和计量方法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与争论^[12]。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对研究问题的全面把握、缺乏对定量分析方法的深刻理解、缺乏从经济学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详细阐释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论文结论不可靠、政策建议不可行。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应避免生搬硬套、滥用、误用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方法，深化对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理解与认识，强化对数学公式和模型方法的直观解释和经济解释。

　　3 中国经济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统一：一个方案

　　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经济思想以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表达，提高中国经济研究的规范性；可以而且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科学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实现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更要促进经济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提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与系统性。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具体建议：

　　第一，加快中国经济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基础数据搜集与经验典型特征事实（Empirical Stylized Facts）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历史事实和经验数据，对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做深入挖掘与梳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凝练与解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整合了包括国民收入账户数据、微观调查数据、税收数据、商业银行报告在内的各种数据，花费20年时间与合作者创立“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对于不平等经济学的研究^[1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5·17”讲话中这样评价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14]。在经验事实方面，中国经济学有着天然优势，拥有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政策数据库”、统计与行政数据、经济社会调查数据、以及海量的微观个体行为大数据等。系统整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基本数据，建立完整、规范、开放的数据库，是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是为中国经济学奠定扎实学理基础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富矿”。

　　第二，推动中国经济研究的交叉应用研究，加快跨学科多领域融合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创新既来源于经济学母体的不断发展，还得益于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例如实验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广泛使用了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观测方法（Observational Methods）、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s）等因果分析方法，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文理交叉的结果，又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另一个例子来自金融经济学，通过文本回归方法构建投资者情感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等研究人的情绪对资产定价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等，这是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与心理情感、制度法律、历史文化等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社会人文学科，开拓了人文经济学定量分析新方向^[15]。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特别重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法。一方面，需要融合哲学、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观察经济现象、凝练经济问题、深化经济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融合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能力，做到“研究真问题，求得真学问”^[16]。

　　第三，促进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全面推广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5·17”讲话中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14]。我们要重视借鉴国际上规范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特别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先进、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例如，我们可以在宏观经济定量模型中引入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和各类市场摩擦来刻画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市场的不完备性会通过改变异质性微观主体的最优决策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17]。我们还可以将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引入宏观分析框架，从多维度讨论多级政府纵向和横向策略互动及其形成的均衡结果对于财政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这些都是采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中“中国特色”因素的例子^[18]。经济学采用数学模型、实证方法等量化分析工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这些分析方法与工具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内涵，可以大胆使用。同时，我们也强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发源于历史与时代、根植于制度与文化、服务于政府与社会，具有鲜明的价值性。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家国情怀，要在熟悉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国际语言的基础上，积极总结、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凝练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发展模式，构建原创性、可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致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71988101）的资助，以及厦大—中科院“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提供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钟秋萍的数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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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洪永淼, 汪寿阳. 大数据革命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 财经智库, 2021, (1): 5—37.

　　[10] 张军. 原创性理论要经得起时间考研. 经济学动态, 2020, (7):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