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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2019.4.10

　　宋代与清代是中国前近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在诸多领域达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高峰，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广泛和重大的影响。胡适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学和清学分别作了研究和评判，着力发掘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风气的史家之一，终生以传播和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方法论为己任。他在考察和评述宋学和清学时，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精神为视域，认为宋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科学方法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清代学术最富有近代科学精神，但未达到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水平，成就有限。

　　宋学科学方法论的提出

　　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

　　胡适通过对中国学术史的宏观考察，运用学术进化论的方法，以现代科学为标准，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称其开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先河。这种科学方法论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基础，清学与宋学实为一脉相承的演进关系。

　　胡适说，宋儒披心沥血恢复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的复古运动虽然行不通，但在思想上却有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儒家《大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就是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最有价值的还是宋儒将“格物致知”这一“道问学”方法论从《礼记》的《大学》提出来，“方才算是寻得了中国近世哲学的方法论”，它开中国现代科学的先河。

　　胡适也批评了宋学的非科学性，称其缺乏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证的方法）和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首先，宋儒运用“格物致知”时缺乏假设。他说，科学方法包括假设和实验两部分，“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其次，宋儒不明校勘而流于空疏。他说：“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说。”第三，宋儒缺乏历史的态度。他说：“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

　　清代朴学最富科学精神

　　及其缺陷

　　胡适对清代朴学作了高度评价，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因为它善于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在古代史料整理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过，与西方科学方法和研究成就相比，它未能科学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治学只限于纸上的材料，也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

　　首先，清代学者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善于运用假设，形成了真正的科学方法。胡适说，朴学主要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其根本观念包括：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其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

　　其次，胡适批评清代朴学未能正确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不会运用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他说，治学方法与材料关系密切，但朴学只限于纸上材料，且缺乏现代学科实验的方法，故成就难以与西方相比。胡适说，中国近世学术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一些纸上的学问，而西洋学术已走上自然科学的大路了，双方的方法是相同的，但材料完全不同，即使在朴学最有成就的音韵学上，由于西方学者善用科学方法和实验，成就也远远胜出，他特别推崇瑞典珂罗倔伦《切韵》的成就，称其“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

　　胡适宋学和清学研究的

　　科学观、方法论

　　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学术经历了三个时期，自宋学始步入现代学术时代，到清代达到发展高峰，最具科学精神，清学和宋学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所说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质上是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进化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

　　在进化论上，胡适认为进化论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以之考察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学术进化观。胡适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新哲学是19世纪科学进步的产物，其两个根本观念之一的“历史的态度”便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

　　在方法论上，胡适推崇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杜威的实验（实用）主义。他说，哲学就是科学方法论，最新成就便是实验哲学，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它的两个基本观念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对史学同样适用。他说，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的不同，“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

　　胡适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理性

　　特征、理论得失与启示

　　胡适认为科学方法无东西之分，中国传统学术原本就有科学方法，“‘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用]的治学方法”。在谈到杜威实用主义时，他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然而，他又认为中国学术缺乏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如“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在他看来，即便具有相当科学精神和方法，清学与西方学术相比依然存在严重不足。所以，他试图通过输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发掘清学现代性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故而他有时将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事业称为“新汉学”，并视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革命。他晚年曾说，自己一生的学术是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来一场“哥白尼的思想革命”。

　　胡适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典型的“工具理性”论，只看重“工具理性”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无视甚至否定“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关于人的社会行动的基本概念。他认为，人的社会行动的发生在于它值得去做或有意义，包括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的、传统的四种类型，其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行动最重要。所谓工具理性，“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可见，工具理性不看重行动本身的价值，而看重行动能否成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及其选择的手段是否最有效率，因此也被称为“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它关注的世界是客观世界。所谓价值理性，“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可见，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的“绝对价值”，即行为自身的价值，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关怀的是人文世界，尤其是道德精神世界，故亦被称为道德理性。

　　两种理性是中西方文化都具有的。不过，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表现就是科学主导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使西方实现了近现代化。工具理性的运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工具理性兴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不仅带来了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物质成就，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但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甚至主张唯工具理性论，以致价值理性被遮蔽，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一些思想家，如尼采，就开始批判西方工具理性文明。进入20世纪，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韦伯较早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到当代，这种批判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对此都有深刻批判。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却看重价值理性范畴的道德理性，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是在人文道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中国步入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进程，其表现就是实现以工具理性为精神的科学和民主的近代化过程；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文化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

　　胡适以近现代科学观和方法论对清学的评判无疑是以工具理性为原则的，他眼里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实为西方科学观视域下的学术思想史，其中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被轻蔑地排除了，如他对清学及其与宋学关系的阐述是只见“道问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而无视“尊德性”的道德精神和人文传统。他对中国现代学术和史学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的科学方法论为唯一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在内的一切问题，这是十足的“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以它为方法和准则来评判中国历史文化和建构现代化的各种思想和实践均属西方中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如胡适说：“我很不客气地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地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因此，中国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这种片面崇尚工具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给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带来了危害。因为，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包括事实层面的认识和价值层面的理解，事实层面的认识必须有科学的认识方式，但建立在事实认识基础上的道德情感认同却需要人文的价值判断。现代史家陈寅恪基于人文价值理性，对宋学和清学作出与胡适截然不同的评判。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宋代达到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在史学上，“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宋代史家的长编考异法为后世中国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更在于宋代学术崇尚民族气节。以柳诒徵和钱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儒学史家则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中的决定作用；他们对宋代史学和文化予以高度评价，批评清代学术不讲义理和片面追求考据，是中国史学发展的衰退。

　　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正处于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时期。笔者以为，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胡适宋学、清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及其为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要看到其无视价值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同时，要充分吸收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重视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积极合理因素。只有将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统一起来，把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密切结合，才能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和话语权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

宋学清学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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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周锦帆